王望如

更新时间:2023-12-18 10:06

王仕云,字望如,号桐庵老人,又号江南过客、古今过客,安徽歙县人,原籍江南江宁府江宁县。清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进士。曾任福建泉州、湖南衡州负责司法的推官,后因裁缺,改任广东程乡县知县。在任七年,勤问民间疾苦,革弊厘奸,振兴士类,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敬重他。离任后,程乡县士民思念其政绩功德,在南门城外河堤通衢立石坊“万代瞻仰”,又在城西曾井祠、城东七贤祠侧专门设神主祭祀。王仕云关心地方文物,热心著述,著有《四字鉴略》,此书后世翻印累累。清《韵史》撰者许遯翁曾言:“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弦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另著有《论史同异》二十卷(康熙铁汉楼刻本),曾评点《水浒传》,有醉耕堂刊本《王仕云评论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传世。

人物生平

王仕云,又名王望如,号桐庵老人,又号过客,“江南江宁籍徽州歙县”(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生卒年未详。他,勤奋好学,乐善好施。清顺治九年壬辰(公元1652年)科进士。“两任闽泉楚衡司季,俱以明允著声。”他,“醉耕堂刊”,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岁(公元1657年),撰写了《王仕云评论五才孚水浒传》卷首,有《水浒序》、《水浒总论》。他,编写了《鉴略四字书》的初级历史读物,记述了上起盘古,下至明弘治(即弘治十八年丙寅岁公元1505年)的古史,全为四言韵语,他的《鉴略》,“家炫户诵,濒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读书层楼更上。”古今有评论说。其实,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好。它的特点是比较通俗,却很严谨。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浓厚,历朝事迹,兴衰治乱之故,终不免罢遭讯。由于“裁缺”,于清康熙七年戊申岁(公元1668年)任程乡知县。王仕云莅任程乡知县的第五年,即康熙十二年癸丑岁(公元1673年)建好了“望杏坊”,并写下了《望杏坊记》。

个人作品

《鉴略四字书》,王氏作于康熙二年(1663),其在序中言:“余彼逮西曹,日坐银铛汤火中,与甲士十余人嗷嘈杂沓,口拈古史集为四字,或取诸故本,或发自心裁,鞿鞍缭转,忧忧相接,以消永书耳!好事者录而成书,归来偶理残文败字,长儿部曰,此可为幼弟辈作句读。不谓传之坊客郑子元美,力请以梓…”

此书后世翻印累累。许遯翁曾言: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炫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

主要成就

王仕云在程乡,不仅鼎建“望杏坊”,还做了不少好事、实事——

康熙九年、十年,(公元1670、1671年)霖雨,东城崩裂六丈,西城崩七丈奇,北城崩七丈,西南崩七丈奇。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王仕云、王吉人(晋江人,贡监,康熙十七年任),相继修筑,以固城郭。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北城楼”(即“铁汉楼”)因“兵寇”“敝坭殆甚”,王仕云“捐俸重修”并写有《重修北楼碑记》。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云“从绅士议评允列宪捐奉”,率绅士乐助鼎构“南楼”,并命其名为“文昌楼”,撰写了《鼎建南楼碑记》。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云捐奉,率绅士合力修葺“东楼”。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王仕云续修《程乡县志》。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王仕云捐俸,移旧南楼材料,率绅士合力重建环城号铺二十六间。王仕云增二间,通为二十八宿号铺,并且撰写了《鼎建南楼碑记》。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铁汉楼”,并写有“碑记”。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建在城西北一里的“社稷坊”(元天历二年,知州冯惟吉建于大觉寺南。康熙十三年公元1670年御史沈复洁,移创城西北一里。)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大觉寺南,与旧“社稷”同坊的“雷雨山川坊”还写有“碑记”。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捐俸首倡筑建“祝圣大觉寺”。僧又募众鼎建祝圣殿、三宝殿,两廊大门。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城西北二里的“厉坊”。

  康熙八年(1669年)修复“忠孝公祠”。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修“城隍庙”,并写有《重修城隍庙碑记》。

  王仕云不仅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位诗联里手。且不说过去曾编纂过:字炫户诵,颇有益童蒙的《鉴略四字书》,点评《水浒》,就莅程乡知县,除写“碑记”外,诗联之作,也给程乡人留下了一些——《梅州署中睡起》:“须臾枕上来高卧,睡起谁分先后天。诗显画图休作字,琴中山水莫安弦。黄粱一甑长生国,白发千茎大隐禅。最具耳鸣能学道,世间哪有异有传?”

轶事典故

王仕云到程乡,“甫下车,辄问民疾苦,革弊厘奸,振兴士类。百姓戴若父母”。鼎建“望杏坊”就是一个例子。为什么会鼎建?这与他的信仰、意愿、行状分不开的。当时,世传了一个“谶语”(客家民俗中称“谶判”,是俚语的一种。):“百花洲尾齐洲前,诸生出状元。”又听到、看到:“是邑多士祈瑞应。”加上,在县东二里元天历二年(己巳岁,公元1329年)为宋进士杨圭立了一座“攀桂坊”,在县西,“新造望坊,将以对待攀桂而鼓舞风云,不仅肃观瞻也。”(王仕云《望杏坊记》),于是在程乡任职五年后的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岁(公元1673年)鼎建了“望杏坊”。

1644年明朝的灭亡,在中国历史上而言,不单是朝代更换社会变局,也是文化上的重要转折年头,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迎来了一个从东北入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位于广东东北部的客家地区居民,则要等到两年后,方才深切体验社会变迁的痛楚。

1644年,清军入粤,从此拉开了数十年的战火纷争。然而,就是遭受了这样的战争创痛,经过百年的生息,梅州迎来文化上兴盛的乾嘉年代,涌现出宋湘、李黼平、吴兰修、谢清高、杨懋建、李光昭等一批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物,出现了在科举上乡试“五科五解”的不凡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有梅州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基础上的文教发达,也有文化传承中的厚积薄发,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梅州地区迎来几位具有文化意识、重视文教的地方长官。康熙初年的程乡知县王仕云,就是一位有作为、文化意识强烈、施政敢于担当的廉政官员。

勤政官员,重建兵燹后的梅州

王仕云是一位性格耿直的官员,他在泉州任职期间,闽浙总督佟岱弹劾吏部侍郎周亮工,诬陷他在福建布政使任上有滥杀百姓和巨贪行为。周被押回福建受审。王仕云受命参加审讯,但他秉公办案,认为加在周亮工身上的一些罪名不实,不肯附和上峰,因此得罪了佟岱,也被逮捕下狱,一度被判死刑。后来,周亮工案得以大白,坐了几年监狱的王仕云才洗净冤屈释放回家,后获重新起用。

王仕云于康熙七年(1668)来到程乡县上任,约在康熙十三年(1674)离任。王仕云可能是清初程乡知县中问政最为勤奋的官员,程乡县的城池、官署、文庙经过多年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在他带头捐俸的影响下,不断得到修复。

由于战火和年久失修,康熙初年,程乡县象征国家统治的重要场所破败不堪。如康熙九年、康熙十年(1670、1671)连绵大雨,程乡县东城墙崩裂六丈,西城墙崩七丈多,北城墙崩七丈,西南城墙崩七丈多,均是由任上的王仕云组织修复。其后,他又对东西两座城楼进行修复,资金由自己带头捐俸(薪金),发动士绅捐助解决。北门上的铁汉楼,是明末程乡知县陈燕翼将铁汉祠移建于北门城楼上的一座文化地标,奉祀北宋名臣刘元城。经过明清之际的动荡,铁汉楼经历战火、寇变,已经“敝圮殆甚”,也是由王仕云捐俸重新修缮的。

出于加强程乡县城防卫的需要,康熙十二年(1673),王仕云率领程邑士绅将旧南门楼的建筑材料,合力重建环城号铺二十六间,他自己增建二间,合称二十八宿,形成城池外围的拱卫之势。他采取这种措施,是鉴于1646年,程乡县在明朝即将灭亡之时,镇平民变的队伍攻破程乡县城的教训,当时城外空地太多,缺乏民房、号铺的地方预警,被贼寇乘夜攻城得逞。

据志书记录,程乡县的南门,在顺治初年,由知县葛三阳加建了一座文澜门,这既有风水的考虑,也有方便交通出入的因素。但有城门而无城楼,既不利于防守,也有碍观瞻。王仕云通过努力集纳资金建起文昌楼,后士子陈鹗荐等数十人中举,陈鹗荐还考上进士翰林,民间传说这与文昌楼的兴建有很大的关联。

当然风水兴人才只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体现,真正的原因还是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与推动。王仕云的努力,包括同时续修刻版已遭毁坏的《程乡县志》,正是出于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激励。

重构梅州人对文化的自信心

早在宋代,梅州在刘元城、杨万里、刘涣等名宦寓贤的努力下,文教开始兴盛,递至明代初期,文教再次取得长足的发展。标志是文庙、武庙、城隍庙等重要文教设施不断完善,书院、私塾不断发展,“百花洲尾齐洲前,此地出状元”的谶语在文化人中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明代中后期实施海禁政策,导致“倭寇”祸害广东沿海地区,在海上贸易的上游地区——梅州,先后发生张琏的飞龙国起义以及梁宁、徐嘉悌、陈绍禄、徐东洲、林朝曦等遍及程乡各地的民变起义,已有“文教邹鲁乡”雏形的客域,被朝廷视为需要王化的“贼巢”。到了明末,寇变蜂起,加上反清复明的战争在粤东北的拉锯展开,当时梅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的自信也降到一个低谷。王仕云在重建程乡人民的文化自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乾嘉年间的人文鼎盛打下良好的基础。

王仕云先后对孔庙、城隍庙、较场的约所、厉坛、社稷坛、山川坛、曾芳忠孝祠等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进行修缮。明代知县刘彬兴建的濂溪书院是一处重要的文教场所,位于周溪西岸,曾得到大儒陈白沙题写碑记。到了清初,濂溪书院已经破落,旧址被当地劣绅陈振权霸占使用。王仕云驱逐了霸占者,将之恢复原貌,仍礼奉周濂溪、朱文公牌位于内,安排常年经费,书院成为北社学的地点。

兴建七贤祠也是王仕云的一大政绩。七贤祠位于城内东北隅,这里明代是双忠祠的所在地。明末,知县陈燕翼将旧址卖给生员黄茂桂之父,用经费在攀桂坊兴建七贤书院。经过明清的战乱,攀桂坊的七贤书院不复存在。这时,黄茂桂决定把城内买得的产业捐出,由王仕云倡导各界支持,重新按原来的格局建起七贤祠。后来在七贤祠的基础上,知县王吉人建起培风书院。

梅城东郊有一社区名为攀桂坊,乃纪念宋末乡进士杨圭而得名,另一位宋末乡进士侯安国教授于梅州,见当地风俗淳美,遂举家移居于此,声名鹊起。明代就出了翁耆硕、陈一厚等举人。明末清初,举人张琚所在的张氏家族、举人萧墱的家族、松口翰林李士淳家族部分后裔移居此地,加上江夏堂黄家、陇西堂李家等陆续进入,蔚然成为一大人文社区。相反,宋代程乡县老城的西区在清初却陷入沉寂状态。

西区大觉寺一带,在宋代是著名五马坊社区,是宋代进士古革、黄僚、叶大经等居住的旧宅所在地,附近的曾井也是当年文化名流定居的地方,如蔡蒙吉家族就曾定居于此。康熙九年(1670),刚为大觉寺完成祝圣殿兴建和三宝殿维修,王仕云认为,既然程乡县城东郊的攀桂坊声名鹊起,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西郊也很有必要促成一个人文社区与之对应,“不仅肃观瞻,而且鼓舞风云”,激励当地的读书人奋进,令更多的士子荣登科甲。经过筹划,终于在三年后建起一座坊表,他将之命名为“望杏坊”,即希望当地的读书人奋发进取,最终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登天子堂。唐代高蟾“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天”和“日”是天子的代称,天子之下的碧桃和红杏意为位极人臣的读书人。这片区域后来以“红杏坊”而知名,成为一个地标。

“红杏坊”命名后的两百多年里,虽然未能如王县令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状元,但并未辜负倡建者的一片苦心,人文一片鼎盛,产生了黄仲容、林丹云、张敦道“一里同科三进士”的奇迹。至晚清,更出现“上市梁,下市黄”的说法,证明这时的红杏坊与攀桂坊已旗鼓相当。红杏坊与攀桂坊的交相辉映,支撑起梅城文教平衡发展的理念,大大刺激了梅州士民发展文教的信心,使得宋代流传下来的百花洲谶言不再是神秘的预言,而成为梅州城市发展、文教推广的助推器。而文教意识的觉醒,首先要归功于王仕云。

一位真正的文化型官员

应该说,自宋代以来,担任梅州知州、程乡知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多是以科举出身或者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若以发自内心对文化的热爱,且躬行于施政当中成绩突出的标准来衡量,王仕云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阳的李素是明代中叶举人,致仕归家后曾在梅城东社讲学,后又在家乡西阳松冈创办书室,名为“拙庵”,学者远近宗之。其子李尚理与著名思想家湛若水交好,热衷于心学的传播。这样一个传播白沙之学的文化圣地,到了王仕云履梅任职的清初,已经破败不堪,也是由他倡导修复书室,书其祠曰:“山中宰相”。李素的后裔李蕴(字毓真)曾经仗义宁愿舍身,也要救护全乡人民免于土弁的祸害,王仕云曾为其颁旌(匾)表彰,题曰“潜德幽光”。

王仕云还热心程乡县宗教文化建筑的修复,除了上述的大觉寺外,西阳明山宫、感应岩、阴那山西竺寺、松口二水庵、县东开泰寺等都有他参与捐俸维修的记录。

著有《四字鉴略》这部历史启蒙读物的王仕云,还关注通俗文学,表现出与当时儒家知识分子不同的气度与品味。这位继金圣叹之后评点《水浒传》的文人官员还喜欢撰拟楹联,在梅州曾留下多处文化遗迹,遍及县衙、寺庙、文庙等处。程乡县衙署头门云:“讼贵平情,如得情则勿喜;事求无过,欲寡过而未能。”仪门云:“律己无私,愿披五蕴千人见;居官有则,虽设重门四望开。” 他于康熙八年(1669)重修忠孝曾公祠,铭楹云:“曾公凿井,狄公寿泉,程处士应配享万年香火;郑侯择里,陆侯肯堂,王令尹恐难对异姓高曾。”城西垣下有华光古庙,不知创建于何时,望如中丞(王仕云)镌柱云:“面前行走不甚宽,处处留转脚地,作长依广厦;空中感应何大巧,时时用诛意法,现垂复慈云。”梅城北今金山顶附近有雨花庵,内柱云:“趁色身精猛,及早回头,便有放下处放不下处,全仗莲花藏里,手段轮回;靠平素积心,随时歇脚,断能今死得明日活得,岂令优钵香中,业因逼现。”也是王仕云的楹联作品。

王仕云自号“古今过客”或者“江南过客”,喜欢以此作题名落款,显出他作为江南文人的真性情一面。他在南口参与兴建一座石桥。这座石桥本来在明末就由翰林李士淳提倡兴建,未果。他捐俸建成后,将桥命名为“过客桥”,既有方便来往过客的意思,又寓含了他“古今过客”名号。

人物评价

清朝康熙年间的进士、广东学政迟煊这样评价他:“王君仕云,以淹雅恰博之才,当盘错毕举之地,政治闲于迎刃,文学茂以通渊。”

《梅联最话》作者、梅县籍晚清贡生王漱薇评价道:“中丞各处所题联,官衔下必书‘古今过客’,用于寺观固不妨,乃重修孔庙碑,竖于仪门者亦然,殊不庄重,且与官衔并举,亦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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