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植幼年时就谨慎自持，不轻以声色加人。到了青年时代，则能汲取长辈及幼辈中慧厚性情，因而白荐“戆思”。康熙四十四年（1705午）考中举人，康熙六十年（1721午）考中进士。观政部门。

雍正四年（1726年），授广东和平县令。朝考时依例得上奏折，于是条陈三事，书中说：“足用于国，不如藏富于民，国家如积粮不足，可用库银换取民谷，以做国库积存，小邑大乡各有粟千百石，还要忧虑饥谨，那是不可能的事”。又说：“过分乱行祭祀，不会得福，只有读书才是有益的事，请将乡邑里凡依例应禁的祀庙，都毁之，没收其亩产给学校做师生生活补贴之用。僻乡下邑，琴户、读书声相闻，然而风俗不纯厚而知礼节的是不会有的事。”第三条说：“登记户口，严明保甲，政治措施不是不好，但是用它对付世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故就很少适宜了，请另设保甲一户，凡是娼睹奸匪，依例连坐者当堂写进册子，按法律给以惩罚，使人不敢自行其私。（这样做了）然而奸究不息的事，也是没有的”。这几条建议显示了他对治国强民的真知灼见，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不可上奏皇上，后来这些建议送上去了，也没有受到皇上遣责。此后更加感激自励，在任不满五个月，皇上即下檄文，令其署管平远海丰，后又转调繁阳江，过了一年即提升罗定牧府兼摄德庆牧。凡狱讼难以解决的，王植杳明情况，几句话即可断清。遇到有不能顺利推行的事，常努力争取，虽在大官面前也不肯屈服。时人都把他看成强项令。后因公事被议，经上级大吏的保荐而重新起用，复署钦州新会香山诸篆，正赶上巡抚王安国来宣抚粤地，特极力荐举王植，皇帝下特旨召见，王植拟本政论六篇，以备清问，其文中说：“君心为出治之本，知人为任官之本，育才为得人之本，减富为足民之本，务学为莅政之本，持盈为保泰之本。”后调任山东署管滋阳，转授沾，化调郯城。计前后历3州9县，每到一地，老百姓的疾苦一定上报皇帝，大大小小的狱讼一定处理适中，拆淫祠、除积弊，使治所和平安定。土民都为他立祠祭祀。钦州毗连交趾就请他制定土司相见之仪，以崇国体。修复四峒改丁之误，以资捍卫奥门。他请求革除每年征收羡（余）金的陋习，以使远来侨寓夷商人信服，这都是些极关政体的事。在新会时还曾疏通内外河道以通海潮。在郯城出实力查灾，大兴水利，赈济灾民39万余口，修筑土石堤180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