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风云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月

24岁时，王殊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竟然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一干又是两年半。

时任记者的王殊采写了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美方迫害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等通讯。同敌人的虚假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谈判代表团用报道中提到的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是一次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回国后不久，因他有懂英语的优势，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长驻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

1959年，他先是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顺利地在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两国间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国同几内亚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60年7月，加纳总统接见了中国特使柯华，并于当晚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同年10 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友人安排拜见总统凯塔，但必须讲法文。王殊法文讲得不好，心里很紧张。然而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立即派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政府代表，赴马里谈判建交，并顺利达成建交协议。于是，王殊又开始筹建新华社第三个驻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经过考虑，最后决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为分社社长。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到达哈瓦那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他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总社两次通报表扬他们特别能战斗。

1969年末，王殊为顶“缺”，“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王殊开始学德文，并硬着头皮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渡过了“困难期”。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出来后，注定了王殊将开始人生角色的第二次转换。

外交家——风景这边独好

作为一名记者，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在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国内外对苏联战略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讨论雀起。王殊不唯书，不唯上，深入调查研究，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做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战略向西，不是向东的结论；对于中、西德关系，当时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坦言：“我主张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他多次报回上述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事实证明，王殊的见解是正确的。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原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访华，并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

令王殊没有想到的是，他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同时调我驻东德和捷克使馆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协助王殊工作。经过8轮艰苦谈判，于1972年9月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并在同一天发表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西德谢尔外长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于同年10月访华，王殊也应召回国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时，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至此，王殊已从一位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而这识“士”点“将”之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两年后，尚不满50周岁的王殊便当上了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是机遇，更是挑战，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当他懵懵懂懂被带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时，才发现那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的个人书房。当毛主席知道他长期在国外当记者，便风趣地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非常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为缓和王殊情绪，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毛主席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还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王殊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3年后的1975年10月30日。王殊大使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毛主席会见施密特时，王殊也参加了。而这次会见后不到10个月，毛主席就逝世了。在毛主席最后的岁月里，能两次聆听一位世纪伟人的谈话是王殊大使一生的殊荣。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的1980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又被委任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由官员到学者的第三次人生转换。

普通人——平淡生活显真情

离休后，王殊仍身兼数职：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德友协会长，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常常出席国内外举办的有关国际问题的会议和讲座。但毕竟已进入耄耋之年，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慢慢平缓下来。

王殊一生喜欢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开阔心胸，扩大视野，提高政治敏感性，锻炼思维能力，从而探知事物的风云变幻，提出工作中的高招；也可以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学修养，增长遣词造句能力。他提倡在桌上、椅边、枕边，凡目力所及之处，放几本书，开卷有益嘛！

王老另一大爱好是听音乐，说来也巧，他竟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一个充满音乐细胞的国度）大使。到任后，他收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维也纳市政府赠送给每一对驻奥大使夫妇全年免费音乐会票。就在1981年1月1日，王殊大使夫妇终于坐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里，尽享了一次音乐“饕餮大餐”。2006年9月，外交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外交官合唱团身着红军衣帽，深情地演唱了长征组歌，笔者也站在演唱者中间，曾亲眼看到王殊端坐在前三排中间的位置，不时地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