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涛教授积极响应学校为沂蒙服务的办学宗旨，始终关注临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进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到弘扬沂蒙文化，挖掘地方文化宝藏上。提议创办的临沂书圣文化节已举办六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不懈追求

王汝涛教授不懈追求、壮心不已，是一位建功立业的人生楷模。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信仰追求。他襟怀坦荡，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为人正派，铸就了高尚的品德情操和炽烈的人格力量。

王汝涛教授的病逝，是临沂师范学院的一大损失，也是教育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王汝涛教授，深切怀念王汝涛教授。

王汝涛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9年7月15日上午10时在临沂市殡仪馆举行。 请继续补充！

朱文民：我的恩师王汝涛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王汝涛师的名字，是从我的一个同事那里听来的，那是在1980年。曲阜师范大家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教育开始“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我的一个同事考取了这一专业。王汝涛师被曲师大聘为古代文学教师，给函授生讲课。王师渊博的知识，简洁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艺术折服了所有听课的学生。他们每次回校，就向我讲一番对王师钦佩之情。时间长了，王师的魅力在我身上产生了吸引力，恨己不能投师门下。

1983年，临沂教育学院被教育部批准正式招生，学制二年，我趁机考取了这一成人学校。

报考之前，我曾想报中文系，但我到了县教育局报名时，听说汝涛师已到了历史系教课，于是我改变初衷，报考了历史系。经过考试，我被录取。我这一名学生当的很不容易。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去上，还是以家为重。当时我任课的学校校长也不同意我走，劝我还是搞个函授本科为好。因为论学历我已在临沂师专政治系上过学，论学问实事求是的说在同事中还算上乘，论家庭已有三个孩子，他们又都是农村户口，还得帮助种地，而且自己也已过而立之年。如果用世俗的眼光看，确实没有必要。单纯挣碗饭吃，凭我当时的能力，还不能说是混。使我决心别妇抛雏，放弃俗眼的就是汝涛师的学识魅力。

教育学院学习期间

在教育学院学习期间，历史系给我上课的老师总体上看水平是很高的，汝涛师是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期的副教授还是凤毛麟角，不像现在，满地都是），其他几位都已是讲师（现在已是正教授）。由于汝涛师是系主任，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们讲课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拢。汝涛师讲中国古代史更是名不虚传，别具一格。他先在黑板上把所讲的内容提纲式的写好，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讲，口齿清楚，没有半句废话。既不看讲稿，也不照书本，全凭他的记忆，有时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些史料。这史料有的是先秦诸子中的，也有是二十四史中的，还有野史的，从《诗经》到古诗，他都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凡有不同评价，先生都一一向我们介绍，还有时表明自己的看法，启发我们自己去评价。

历史专科教材

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尚未有历史专科教材，我们用的中国古代史是朱绍侯先生主编的本科教材。三大本的中国古代史，两年内是很难讲完的。先生不得不作些删节，告诉我们那些内容可以删去不讲，自己看看，直到现在，我们翻开教材，看看先生给我们作的删节，仍能体会到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熟练和匠心，是那样的恰到好处。体会到他既想让我们多学一点东西，又不让我们为教材所累。

反右扩大化

先生由于五十年代反右扩大化，被错划为右派，夺去了他22年的人生大好时光。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了展现才华的机会。先生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真是寸金难买寸光明。他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洗把脸就坐在了办公桌上开始写作，早饭很简单的吃点，又坐下了，只有下午晚饭后才到门外的操场上走走。我由于去上学并非为了拿文凭，而是向先生问学，所以总想多接触到他，听听他治学的经验，这一问题只好在下午晚饭前后才能有机会。先生对我也特别客气，只要我去了，他总是同我坐一会，除了我请教的问题外，他偶尔也谈一些我所问以外的知识，也都是我求之不得的。但这种事很难超过半小时，只要他的时间一到，就说：“我时间到了，您跟老周（指师母周月华）聊一会。”这时我往往有一种歉意感。如果说王师在课堂上讲课时，能大段大段的背诵史料是有备而来的话，那么对我突然提出的课本以外的问题，他照旧背出许多史料来解答我的问题。我已逾而立之年，在同事中还算是读书多的，此时感到自己的知识比起先生是多么的贫乏。

毕业后，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术研究，每见我有文章发表，总是给予鼓励，并时时指导着我的研究工作。先生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对于史料分析真伪再用的治学态度，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如今我在研究刘勰过程中，能对《梁书》这一名史举出许多错乱之处，应当说是受先生严谨治学态度影响的结果。否则是没有胆量去怀疑一部历经淘沙的史学名著中的篇章的。

先生为人耿直，从不拿原则作人情。在他主编的论文集中，都是以文章质量为标准，有些老领导、老同事的文章，也同小人物的文章一样看待。在一次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位名教授提供的论文确实不像样，所以文集就没有选。其中一位名教授肯定是憋着一口气，后来又将他的文章做了大量修改，添了不少资料，将其发在《孔子研究》上。像这种事，在先生主编的文集中，是往往发生的。据我所知，为此先生也得罪了一些人，使一些昔日的老友远他而去，同时也使一些有学识的新人向他走来。像泰安师专的周郢、兰州大学的张崇琛教授等人，对他这种以文看人，不以人看文的为学标准是极为佩服的。我每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责怪先生，心中往往为先生着急。觉得先生如果圆滑一点就更好了。但转眼一想，如果先生也像有些政客一样八面玲珑，四六滚圆，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荡然无存，正是像先生这种办事不以自己的得失为标准，不以个人的情分为交易的人多了，才使得我们的民族不致灭亡。就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像先生这样的人才构成我中华民族的脊梁。

王师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早在学生时期，就为同学所佩服。先生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毕业后，本来已分配在台湾工作，但接到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后毅然回到南京听从党的安排，这在他的同学中是可以找到证明的。南京解放后，党分配他到山东临沂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党的错误使一向耿直的汝涛师蒙冤20多年。这20多年的非人生活，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和向往。1983年冬天，他光荣地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我当时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先生的入党仪式。我想，这一天对先生来说，是永生难忘的。12年后的一天，我去看望先生。这时他已同政大的同学都取得了联系，其中在美国和台湾的，也都有书信往来，他同我谈了些他们同学的往事后，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至于自己因党的左倾路线所受的冤屈，比起国家来说，不值得一提，无怨无悔，他所想的最多的是“多年受到党的教育，人民的培养，晚年就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四化’大厦添上一砖一瓦。”（见王汝涛《编安恨·后记》）

自身的条件出发

为社会主义大厦添上什么样的砖瓦呢？作为一位无权无势的文科知识分子，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论出身是教师，论能力能写书。办学和著书是自身生命的延伸。人生莫过于树德建言。先生想到的是用这两条腿走一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路。他分析了临沂地区的教育形势和师资状况，觉得打倒“四人帮”以后，历史教师是最缺的人员之一，又是自己的长项。于是他向领导申请创办历史系，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由他组阁创办历史系。老人家年已60岁，四处访学，八方寻才，从费县请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顾林师，从郯城请来了联凯师，又从应届毕业后中选几位高才生，加上教育学院原有的几位历史教师，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历史教师队伍就建立起来了。由于学员都是来自各中学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毕业后回到工作岗位，既能挑起高中班的教学重担，又可以到县教研室工作，所以较之应届专科毕业生进入角色快得多，颇受社会欢迎。这期间，山东社科院调他去搞科研，学院说什么也不放人，他安心的留下了。后来，曲阜师大又调他去中文系带研究生，说实在的，这一次曲师大的调令下来后，汝涛师是真的想走了，因为这时临沂教育学院历史系的队伍编制已足额，师资水平也已高于全省的同类学校，加之学院个别领导把大学当中学办，这种不论套数的做法颇使先生失望。但先生还是没有走成，主要原因是临沂地委的领导，可谓有识之士，看到了汝涛师的学术价值，说什么也让他走，提什么条件也行，就是不许离开临沂地区。是的，汝涛师从内心也不愿意离开临沂这块他荣辱与共30多年的土地，这里有他的友人，同事和孩子，有在他困难时期关心过他的人民和学生。于是他就到了临沂师专。曲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只得聘他为兼职教授，给刘乃昌教授办的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开课。先生到临沂师专工作后立即创建了“诸葛亮、王羲之研究室”，培养了一批科研人员，如今有的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先生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为临沂地区的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展园地，他们所评职称用的论文或专著多是跟着先生研究诸葛亮、王羲之及颜真卿或跟着先生研究唐宋小说的成果。先生在临沂市的学术领袖地位，至今无人可以替代。他为挖掘临沂地区的人文资源所付出的艰辛和建立的功绩，将永载史册。汝涛师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但他从来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总是夸奖别人的学识，从没见他指责别人不好。对他周围的人，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别人的坏话，总是说某某某很有功底，很有见解，由于他没有时间去与别人沟通思想，与同志们难免会有误会，当别人对他产生误会时，他也顾不得解释，任凭时间去化解。

记得1986年在沂南政府招待所召开“临沂地区历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诸葛亮学术研讨会”期间的一个晚饭后，我去先生房间看他，随后师徒俩出门散步。由于当时先生虽已到师专报到，但尚未离开教育学院，先生同我谈了一些学术问题后，自然转到历史系的人和事，先生说：“我一生感到欣慰的是创办了历史系和看到你们这些学生，无论是教学还是搞科研，都已成材。”是的，作为一名教师，王师的学生已遍布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留在临沂地区的任教的仅历史系亲自听他授课的学生中，大都是高中骨干教师。其中还有六、七个县教研员，有的还当了县、市教委主任；作为一位学者，他创建了临沂地区历史学会、临沂历史人物研究会，发起组织了“孙膑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王羲之学术研讨会”，两次全国性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全国颜真卿学术研讨会”。教书之余还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古籍整理和历史小说以及学术专著。先生文史兼攻，著作等身，如果从1979年平反算起，至今才是21年，一千多万字的科研成果，平均每天近两千字的成品速度，简直是在玩命。我每次去看他，或在通信中，总是提醒先生注意身体健康，不要玩命，劝他“正是为了多写，时下要少写，因为只有一个好身体，寿命长，文章才能写得长，活在世上的时间多，文章才能写得多。”但他总觉得自己真正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心里有那么多的计划没有完成，所以一直与时光赛跑。有一段时间，先生因腰椎骨质增生不能坐下，只得把桌子垫高站着写东西。我每次去看先生，见先生表现出来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就痛恨那个罪恶的错误时代，剥夺了先生的青春年华，否则他何需现在如此拼命，而先生却泰然处之，真是虚怀若谷，笑对人生。古人曰“仁者寿”。也许正是这，先生今已八十高龄，耳聪目明，才思敏捷，每天写作速度不减当年。这不仅值得家人和学生庆贺，我觉得社会各界也值得一贺，因为他时刻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

2000年是先生创办的临沂教育学院历史系建系二十周年，又时值先生八十华诞，作为弟子不可无文，谨以此祝先生精神愉快，健康长寿。

2000年9月于莒国故都

原载《王汝涛学术研究——王汝涛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王汝涛教授是河北省文安县人，1921年9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曲阜鲁中南行署工商处、临沂专署工商科、临沂地委土改工作队、临沂师范学院工

作。1978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1月晋升为教授，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2月离休。历任历史科主任、诸葛亮王羲之研究室主任等职，是省、市人大代表、临沂市政协常委。先后担任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山东省历史学会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山东分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劳动模范，2008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临沂市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王汝涛教授全唐小说填补了国内外研究空白。

王汝涛教授书圣文化专著。

王汝涛教授文史兼通，几十年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30年间出版了20多种、30多册著作，编纂了《全唐小说》(四卷)；主编《王羲之研究》

、《颜真卿志》（与刘瑞轩、王有瑞、赵俊臣等合作）、《诸葛亮研究三编》等；校注《太平广记选》、《类说》（与刘瑞轩、赵炯、刘茂辰、胡济泉合作）等，专著有《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琅琊居文集》等，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组织创建了临沂地区历史学会、临沂历史人物研究会，发起组织了“孙膑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王羲之学术研讨会”，两次全国性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全国颜真卿学术研讨会”。王汝涛教授是一位风格独具的著名作家。撰写长篇历史小说《偏安恨》(三卷)、《翠谷义踪》、《巾帼藩王》、《王羲之》、《翰墨人生》、《观世音传奇》等，引起文学界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