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3 10:39
王淑明（1902—1986），又名王铸，1902年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戏剧组组长，文艺界联合会研究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86年7月29日，王淑明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王淑明，又名王铸，1902年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王之甫是无为县内闻名的老儒宿学，私塾先生。淑明自小随父读私塾，后去芜湖读中学，毕业后回无为城，先后在县小学和无为中学执教。“五四”运动后，王淑明渐渐对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兴趣，接受了白话文，以及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进而逐渐倾向革命。
1934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我国关内，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疯狂进行第五次“围剿”，并在上海加强白色恐怖之际，王淑明不平静了，再也不愿安于一个教师的平静生活，萌生了以写作为职业，接触革命活动，参加进步文艺团体的愿望，于是只身来到上海。
住在七八平方米的亭子间，读书写作，并陆续向发表过自己文章的刊物和报纸寄去稿件。这期间和王淑明接触的文人和作家逐渐多起来。一次在一家书店里，与诗人雷溅波相遇，雷溅波是云南思茅县人，中共党员，1932年参加“左联”活动。俩人在书店的角落悄悄交谈起来，谈到当时的一些进步刊物和文艺团体，王淑明表示自己想参加“左联”的愿望。雷溅波答应与“左联”人士联系。隔几天，王淑明又在书店见到雷溅波，雷溅波立即对王淑明说：“你不是要求参加‘左联’吗？去找徐懋庸。”并把徐懋庸的住址告诉王淑明。于是，王淑明直奔花园坊，找到了徐懋庸的住处。徐表示欢迎。
隔了一段日子，王淑明又见到徐懋庸，徐懋庸说：“负责担任宣传工作的夏征农要到广西去，你来接替他的工作并已得到上面领导同意。”于是王淑明爽快地答应所分配的工作。很快，夏征农把工作交代给了王淑明。从此，王淑明正式担任宣传工作，并参加“左联”领导小组。徐懋庸是召集人，何家槐是组织部长，王淑明为宣传部长，周立波、丽尼二人是干事。
当时环境恶劣，经常有国民党特务盯梢，影响人身安全，领导小组开会，常改时间，地点也常换，大都在小饭店里，每人买一碗阳春面，或一杯冰淇淋之类，边吃边谈着，声音很小，为防止有人盯梢和偷听，也经常更换地址。开会的内容，一般都是关于刊物、稿件来源、校对、印刷等问题。也谈到“左联”内部事务；遇上有急事需要碰头，就在马路上，谈上几句话后立即分头走开。
从此王淑明不辞辛劳地组稿、编辑，自己也撰写作品，并结识了许多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如胡乔木、周扬、林淡秋、梅益、沈起予等。
1935年，“左联”执委会经过研究，认为“左联”迫切需要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于是决定委派王淑明等人负责编辑出版一本刊物作为“左联”新的机关刊。专刊定名《每周文学》。王淑明及在“左联”执委会工作的徐懋庸、周立波、何家槐等人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者。
《每周文学》出版后，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特地挤出时间，为该刊撰写了批判林语堂“性灵”说的《杂谈小品文》和肯定拉丁化新文字的《论新文学》。《每周文学》出刊之后，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该刊在开展理论批评活动、宣传革命文艺理论、指导左翼作家进行创作、号召作家为抗战服务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 1936年2月“左联”解散，但《每周文学》编辑人员未散去，专刊继续出版，此时它已不是“左联”机关刊，却仍然在发挥它的战斗作用。它的编辑出版是“左联”后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左联”斗争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后来国民党的检查机关也嗅出《每周文学》的气味，开始对它注意起来。一些反动文人也在上海的小报上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发表无聊的消息来向国民检查机关告密。这使得其中的编辑朱曼华产生畏惧和不安，就向王淑明等提出文章不能过分露骨，以免老板找岔子，保不住饭碗。在这种情况下，《每周文学》于1936年5月停刊。此时的王淑明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学评论家，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评论和杂文，成为后期最富活力最有锐气的撰稿人之一。
正在这时，位于上海的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所属的一书店找到王淑明，希望他能接下该书店出版一种刊物。王淑明抓住时机出版了《希望》文学半月刊。虽然“左联”解散，但在《希望》刊物上写文章的，绝大多数还是一些原“左联”的成员，如第一期有胡乔木的《作家需要一个新运动》，周扬的《艺术与人生》，郭沫若的小说《君子国》以及沙汀、唐弢、周木斋、何家槐、罗峰、林淡秋、梅益、徐懋庸、立波、杨骚等人的作品和翻译。该刊第一期由徐懋庸和王淑明共同主编，第三期由王淑明单独主编。不料该刊只出了三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止出版了。但是王淑明等左翼文人并不屈服，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连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刊物等报纸，如《评论报》《大美晚报》《立报》等报纸的副刊上，王淑明和左翼文人也去发表创作和翻译。
对于王淑明来说，结识鲁迅先生是他的极大幸运，鲁迅给予他的支持和影响，在他的心灵上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早在1925年初，才23岁的王淑明就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探讨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百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对鲁迅在作品前面的自序，提出几则“未曾作准的见解”，请求给予“明白而彻底的指导”。该信引起一向关心青年作者的鲁迅的关注，并且立即写信答复。鲁迅先生的复信，对王淑明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此，他一面认真领悟回信的每句话，一面深思如何从事写作。 王淑明对鲁迅的崇敬，是建立在对鲁迅精神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久，鲁迅先生被人误解招致谩骂和攻击，王淑明立即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文章引证确凿，有理有据，笔锋犀利，令人信服地阐述鲁迅先生“生命力极强”，爱国“入世感最迫切”，爱人民，所以他迸出呼声，不满当时反动政府的统治，批驳了一些人污蔑鲁迅的胡言；文章还从几个方面说明鲁迅先生之所以被人误解的原因。当时，王淑明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推崇鲁迅的为人及其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35年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发表题为《适然史观》的文章，王淑明读后觉得曹的观点不对，就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写了《所谓〈适然史观〉》的短论，对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鲁迅先生从报上读过王淑明的文章，十分赞赏。但考虑到曹是一个中间人士，要团结他，就对徐懋庸说：“你转告王淑明，不要继续争下去了。”王淑明尊重鲁迅的意见，没有再写批驳文章，鲁迅逝世后，王淑明为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写了不少文章，他对鲁迅的思想品格和斗争精神有着深切的感受，其间可见他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和敬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淑明回到家乡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又去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新四军，打鬼子去”的抗日呼声震荡着每位爱国者的心。1938年由徐特立介绍，王淑明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解放区的岁月中，王淑明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王淑明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戏剧组组长，文艺界联合会研究副主任等，1957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后担任过各种文艺领导工作。
1986年7月29日，王淑明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王淑明主编过《光明日报》副刊《文学评论》，编选《文艺理论丛书》和《五四以来著名作家作品选集》各一套，出版了论文集《论文学上的乐观主义》，他还在《人民文学》《新建设》《文学遗产》《文艺报》上发表了《〈白毛女〉奠定了中国新歌剧的基础》《论郭沫若的历史剧》《论文艺上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一系列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理论文章。 王淑明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总是恰如其分。当有人拿着批评这根棒子乱扫，胡说什么长篇小说《苦菜花》是有毒的花，他立即针锋相对说：《苦菜花》是一朵香花，并且称赞这部作品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与精神成长的过程描写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