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通读《国》、《左》，写下了几篇论文，《重耳考》就是那时所作。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王先生步行入滇，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唐兰、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庄子》、《诗经》、《楚辞》、声韵训诂、古文字等课程。在刘文典《庄子》课上，他写了评论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将《齐物论》作者认为慎到之说。该文得到刘文典、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但傅先生却不高兴，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王先生的导师由傅先生转为唐兰先生，他得以深入学习古文字学，在唐先生指导下撰《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并完成学位论文《玁狁考》。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长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领域，《玁狁考》实发其端！此文未公开发表，但其中论卜辞方即玁狁及西周太原、洛之阳、镐京方京地望等部分，皆单独成文刊出。此后王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是以《玁狁考》为起点。不仅《鬼方考》（荣获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金）是该文的续篇，讨论商族、先周族来源地望、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等文章也遵循和发挥了该文的思路与方法。

解放后，王先生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着手研究商周社会史，撰写了讨论商前期与西周社会性质的论文。1978年，王先生参加了《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两家杂志社在长春举办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宣读了《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一文，提出了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此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王先生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身体康健，勤于治学，不知老之将至，在上古民族史与文化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并在撰写《先秦史稿》一书的过程中，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将治学多年之心得，提纲挈领地写成数篇宏观的、或富于理论色彩的文章，如《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等。 《古史集林》集结的37篇文章基本能反映上述王先生六十余年潜心古史研究的道路。除此之外，这些文章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

王先生的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民族史、历史地理与社会形态等几个领域。他在这几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认可。笔者捧读《古史集林》之余，窃以为王先生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成一家之言，是因为他采取了科学正确的治学方法。现不揣浅陋，约略陈之。

首先，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先准确全面地了解前人采取的材料、运用的方法与最后的结论。一一辨析已有诸说后，才提出我见。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王先生能在前人停止脚步处再向前探索和跋涉，故能做到《古史集林》收入的文章每一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创新”（见王先生自跋）。王先生文章中论及前人诸说时，每每如数家珍。笔者想举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箕子之明夷”与朝鲜》为例。王先生指出《易经》“箕子之明夷”，就是文献所载的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迹。其中的“明”实际上是古文字的“朝”。但自汉至今，许多学者都未搞清。王先生说，有人不承认箕子，如汉人赵宾认为“箕子”是“荄兹”，清人惠栋又说成是“荄子”，焦循则理解成“其子”；明夷这个词也被拆开解释。战国时的《彖》《象》、唐《疏》说什么“明入地中”、“闇主在上，明经在下”，搞得顾颉刚先生在这个词的解释上也犹豫起来。只有李镜池先生认定明夷是一个词，却未真正明确其义。王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明字为朝字的简体，并举出燕地明刀的材料，遂能使读者放弃旧说，把《易经》这句话理解明白。倘若大儒黄宗羲再世，也会给《明夷待访录》改名了吧！

其次，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能多方面开展，不赖孤证，论证显得充分有说服力。如《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主张商族来源于东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出了商族图腾信仰、商族远祖居地近海、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商和亳的地望、“亳”地名的蔓延与商族迁徙等五个方面的证据，并从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补充论证商族的来源。在此篇和其他许多论文里，王先生除考据文献外，还运用古文字、音韵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方法，显示了坚实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这也说明，研究古史的学者要具有多学科知识，或将多学科的学者团结起来，从不同方面努力，才能推进上古史中疑难问题的讨论，使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第三，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特别注重历史与事物发展的逻辑性，进行合理的假设，为疑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钥匙。如王先生《卜辞 方即玁狁说》一文指出方是商代一个强大的方国，可是周代却没有了踪迹，很费解。很可能周代对这个方国的称呼已经改变。而玁狁作为山西南部强大的方国，其先世却很不清楚。可推想它就是方。经过对卜辞、金文、文献资料的分析，王先生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又如，王先生在释甲骨文、金文中的“朝”字时，引用了带有月份数条卜辞，指出若依旧说将此字释为“春”的话，六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就都成了春季，与理不合。因此，他对大多数学者不疑之说重新讨论，提出释“朝”一说。讲求逻辑、概念清楚是王先生著文的特色，这亦使得别的学者和广大读者能够复核他的研究过程，颇有裨益于同行和后学。

最后，王先生对许多问题论证的透彻，是与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联系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长于上古民族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得益于他对玁狁的深入研究。由玁狁牵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阳、太原地望的等问题，使他对先秦时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动十分熟悉，后来探讨先周族来源于山西等问题，显得驾轻就熟。又如王先生对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作过专文探讨，故在讨论周公奔楚问题时，想到此时楚尚在山东江苏之间，得出奔楚与东征实系一事的结论。王先生在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时，思路亦有延续及一贯性。如他认为商代继统法以弟及为主，反映了母系社会制度在父系社会的残存。有了这个看法，在构拟先周世系时，就自然联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况。可以说，王先生以深厚的学养集中研究数个专门问题，为后学树立了模范。 由于王先生具有科学的治学方法，故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他是主张以古鉴今的，但更强调求真。他说：“搞历史科学，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史实不真实，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见自跋）王先生有这个想法，故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独到的看法，并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正从前的看法，既不盲从大家，也不固守己说。 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学时代爱好文史，已有了据史料立论，不盲从大家的精神。在此后的治学生涯中，从大学时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论慎到为《齐物论》作者；到研究生时代否定王国维先生论鬼方、昆夷、玁狁为一族，活动于宗周之西或宗周东北并包其西；又到后来与顾颉刚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监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将于省吾先生所释“春”字改释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坚持着这种态度。虽然傅、王、顾、于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学者，但他还是以历史的真实为鹄的，不因袭前人之窠臼，勇于提出己见。这种精神对于后学是很有榜样作用的。 正如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一样，王先生对于自己从前的看法，也勇于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论鬼方文化高于玁狁，举鬼方有车战而玁狁无车战为例。见到1980年陕西长安县发现西周铜器多友鼎铭文中有玁狁车战的记载后，他旋即修正前说，承认以上一例误。《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为以武丁时国势之强，攻克鬼方尚须三年，可见鬼方之强。后来王先生认识到殷商时代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遂在《鬼方考补证》一文中指出原来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当是商王纪年。《鬼方考》是荣获学术发明奖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数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订补证，也是对自己学术结晶爱惜的表现。

综上所述，《古史集林》集王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学术精华成一帙，不但便于治上古史的学者披览、参考，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王先生在自跋中说此书的出版可以让学术界再次批评、验证他的学术成果，可见他欢迎读者就书中所论问题再行商讨的诚意。商周新史料近年来不断出土，笔者作为一名后学和读者，很愿意和王先生一道钻研这些材料，进一步探讨商周史中的若干问题。

授业恩师

钱穆 唐兰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

门下弟子

孙香兰 、傅玫、赵伯雄、刘泽华、朱凤瀚、巴新生、商国君、袁林、李民、 梁吉生、 李瑞兰、邹牧仑、朱彦民、邵鸿、何平、袁定基、赵艳霞

《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