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06 08:53
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太原钢厂工人。其间: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炼钢工人。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选举得票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名工人太不谦虚。
小人物 大历史
这种说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当不过:小人物,他农民出身,后来成为炼钢工人;大历史,他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九大”代表、“十大”代表。
王白旦现名王百得。1969年“九大”期间,他参加议政,周总理主持会议,看到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顺情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从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竟然有这样的谐音。
王白旦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解放后,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王白旦做梦了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议政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了参加了,他听了周总理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了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没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后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得很不情愿,他想:“又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连上,下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当时他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很快,王百得在厂里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党委副书记。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
4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转折
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家庭袭来。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时,于淑彦的职务还是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弃官为民后依然坎坷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
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如果停炉,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好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两天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该得到重奖,可……。”
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工人的决心。
尾声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了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有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