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去日本，开始编印《读书杂志》。

1931年回沪，神州国光社倡导展开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轰动一时。论文后结集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出版。

1931年，王礼锡与诗人陆晶清结成伉俪，同赴上海办报。连出三期《抗日战争号外》，传递战争情况，歌颂抗日将士，鼓舞抗日斗志，抨击不抵抗的政府当局。

1933年，王礼锡流亡欧洲，在英国伦敦卖文为生，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收入《海外杂笔》《海外二笔》及 《去国草》 等专集。他先后参加过布鲁塞尔国际反侵略大会、伦敦国际反侵略大会、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他写了许多著名散文和诗篇，被高尔基称誉为东方的“雪莱”。

1938年10月，王礼锡夫妇离开伦敦回国抗战之前，全英援华运动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为他们夫妇俩举行了送别宴会，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琪、印度总统尼赫鲁出席了宴会。王礼锡即席用英语朗诵了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

1938年12月，王礼锡与陆晶清回国，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国民政府委任他为立法委员、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国民外交协会常务理事。

1939年6月18日，王礼锡任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率领“笔部队”前往晋、冀、豫、察、绥、陕等省敌后，用笔和敌寇战斗。同年8月18日于中条山战地访问期间黄疸病发，8月26日晨病逝于洛阳天主堂医院。从8月31日开始，重庆、洛阳、成都、桂林等地相继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和延安文艺界发了唁电，蒋介石也发了唁电。王被葬于洛阳龙门的西山峰上，和东山峰的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的父亲王肇均（1882－1906），字镇垣，英年早逝，遗一子，方六岁；一女瑞英才三岁。

母亲彭淑才（1885－1953），出生名门，是安福县严田镇人。她的祖父彭美，与王肇均的祖父是同治四年（1865）同年进士。她的父亲彭士荃，安沅香，清末做过湖南东安知县。他的哥哥彭学浚，是王礼锡的叔祖父的学生，清朝举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三弟彭学沛，做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日报》总编辑，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欧美文化有很高修养。在繁忙公务之余，勤于著述，著有《国际法概论》《中外货币政策》《建国概论》《欧美日本的政党》等专著，1948年12月，因飞机失事身亡。

陆晶清(1907～1993)，原名陆秀珍，笔名小鹿、娜君、梅影。云南昆明人。民国11年(1922年)秋，陆晶清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科班学习，开始了写作生涯，所写诗文发表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语丝》等刊物上，还参加主编《蔷薇周刊》。 参加过女师大风潮，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1931年赴日与王礼锡结婚，数月后回上海协助王主编《读书杂志》。1933年与王礼锡流亡英国伦敦。在国外期间写了不少散文，多发表在《新中华》等刊物上。 1939年初回国，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在重庆女中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并主编《扫荡报》（后改为《和平日报》）副刊。1945年夏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写了一些反映英国人生活与风俗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1948年回国后在暨南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华侨报纸写过一些散文。1965年退休。1993年3月13日，她终于走完了坎坷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享年86岁。

王礼锡的祖父王仁熙（1850－1928），安伯兰，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不但学问深湛，而且对数学也有特殊的研究，著有《算草》三种，开国人学习数理风气之先，还写有小说《我有我》（清末活字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本乡倡办复真高等小学，宣统元年（1909）任江西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他倡导以农业救国，在本县办农业、林业，推广良种早稻，是早年改革农业的先驱。

叔祖父王仁照，字仲兰，也是博学多才，精通诗词，熟谙文史的教育家。早年曾参加维新派江标的湖南学使幕，宣统二至三年（1910－1911）任吉安府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晚年在乡里办学校。著有《葵芳斋诗集》等书。他的儿子王泗原，建国前历任《日新日报》《前方日报》 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教育部、出版总署编审、《中国语文教学》杂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他还主编最早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出版《离骚语文疏解》《离骚例释》《楚辞校释》《古语文例释》等专著。其中《古语文例释》就先秦两汉典籍中语文上的疑难问问题，一一作了辨析，提出正确的解释，是研读古籍的一部重要参考书。《楚辞校释》运用语法、训诂、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交的论误，阐释篇章字句的意义，富有创见。如运用故楚旧地的江西吉安、安福、永新、莲花一带的原存方言，解释楚辞的“羌”字，解决了东汉王逸以后历代学者未能正确解释的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赞扬。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图书奖。王泗原重视家乡的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了王邦玺的《贞石房奏议》和诗集《释簪草》，还整理出版明代安福刘铎的《来复斋稿》和清初安福抗清女英雄诗人刘淑的诗集《个山集》。1992年，他担任编《安福县志》顾问，为保存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故乡历史文献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王礼锡在幼年与少年时期，受到祖父与叔祖父的教诲最多，弥补了早年丧父的遗憾与不足。

王邦玺（1827－1893），字介卿，一字尔玉。同治四年（186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曾任国史馆协修、国子监司业、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入直上书房。后还乡，主讲吉安府白鹭洲书院与临江府章山书院。

1924年1932年，为王礼锡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市声草》于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内容为《市声集》《风怀集》《流亡集》 和《困学集》四辑，真实记录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

1928年秋，王礼锡与陆晶清相识于北京《民国日报》社，当时陆是报社副刊编辑，王送稿到报社。从此他们天天见面，讨论诗作，很快他们相恋了。王的第三集诗作《风怀集》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品。他们谈诗写书，共同编写了《物观文学史丛稿》，在中国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先声。1931年，他们在日本东京结婚。

1932年，王礼锡与陈铭枢、梅龚彬、胡秋原等创办神州国光社，与陆晶清合作主编《读书杂志》，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这是我国现代　思想文化史上继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后，最为突出的一场思想斗争。王礼锡为组织这场论战，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5月，他的第二本诗集《去国草》出版，被誉为抗战诗歌中独树一帜的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王礼锡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回到祖国，但是他看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先留在国外做国际援华抗日工作。早在1935年王礼锡就在英国参与发起和组织了英国的第一个援华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并被推为该社的名誉秘书长。1937年8月10日，王礼锡执笔代表“中国人民之友社”向英国各报馆、杂志社写了援华抗日公开信，呼吁英国国民和舆论界予以声援，要求英国政府供给中国军械以抵抗日军侵略，保障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王礼锡又参与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并被推为副会长。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抵制日货运动、督促政府运动、宣传、救济四个方面。1938年7月初，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时，王礼锡提请委员会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并在各地铁车站张贴通告，在各学校各书店散发传单。其间，王礼锡还在英国各地作了百余次讲演，讲演内容生动，事实充分，富有说服力，打动了全场听众的心，很多听众纷纷解囊捐款。1937年10月6日，在王礼锡的组织下，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通过海陆空各个渠道将药品、旧衣、食品等运到抗日线。1938年7月，在王礼锡的努力下，经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提议，巴黎国际反轰炸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方案。

1938年2月，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和平世界大会”，亦称“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王礼锡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大会决议援助中国抗战、制裁日军侵略出力甚多。同年7月，王礼锡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全世界反对轰炸非战区未设防的城市及恢复和平大会”，简称“反轰炸大会”，参加大会的有4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大会通过了王礼锡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六大纲领为蓝本起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

1938年7月24日，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和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又联合召开了“世界援华大会”，共有10个国家的援华运动领袖人物到会，中国方面出席的有王礼锡和中国驻苏联大使余铭。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建立广泛的援华运动大联系，推定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为国际联系中心，使世界援华工作的各方面都前进了一步。

1.王礼锡十岁时的第一首诗

“昨夜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

2.《再会，英国的朋友们!》

我要归去了，

回到我的祖国——他在新生，

血海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他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更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1939年10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了诗人陆晶清的悼念诗《给礼锡》：

你的声音犹在我耳边，

你的笑貌犹在我眼前，

到今朝，我们别离了才一百天——

“死”，已把我们分割开人间、黄泉!

从今后，人世的艰辛与谁共？

从今后，温存爱怜只在梦中，

你逝去了，我的世界余下一个“空”!

往日的欢欣，已是不再现的梦。

知否我旅途闻讯的号恸？

知否我灵前致祭的惨痛？

日月有时灭，我们的爱不终!

海可枯石可烂，此恨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