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王秉祥调任陇东地委书记。l950年6月改任中共庆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l951年2月，王秉祥被调到甘肃省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1954年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和省行政干校校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1956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专职常委，同年7月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出席了八大一次和二次会议。1959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甘肃省政府党组书记、常务副省长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6月，任甘肃省农垦委员会主任。王秉祥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12月，王秉祥因反对当时某些人“以左反左”的错误做法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节命”中，又接连遭受批判和迫害。

1979年初，王秉祥的问题得到解决，他被调回甘肃省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1980年，中央正式下达文件，对他自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进行了彻底平反和纠正。198l年恢复了原正省级职务，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甘肃省保密委员会书记、甘肃省打击经济犯罪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同时兼任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198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88年3月，当选为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1993年8月，王秉祥在兰州去世，终年77岁。

王秉祥同志，1916年出生于甘肃省宁县金村庙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五六岁时，同五哥给地主放牧牛羊。1925年，在母亲极力主张下，父兄拉长工、打短工，尽力供养他上学读书，由于刻苦好学，习字作文，常被老师视为典范。1928年，家境日窘，又逢大旱，被迫辍学，为地主放牛羊谋生。

王秉祥同志1933年投身革命，1935年7月经中共新宁县委书记焦怀兴、组织部长李得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宁县一区四乡党支部书记兼赤卫军大队长。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红军游击队4个支队都被打散，牺牲惨重。其中陕甘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相继牺牲六任队长。1936年4月，党组织派秉祥同志继任队长，重整队伍。他接任后正确地执行党的建军路线，发挥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部队灵活作战，使原来只剩下十几名队员的红军一支队迅速壮大为200多人的部队，成为当时新宁县重要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秉祥同志被传为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令敌人闻风丧胆。

“西安事变”后，红一支队编为贺龙部红二军独立团，任命秉祥同志为团长。由于当时干部缺乏，在地方党组织的要求下，秉祥同志仍留县委工作。1937年3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后，任中共新宁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保安科长等职。其间，曾于1939年1月，当选为正式代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首届一次会议。1941年1月又出席二届一次参议会。1943年带领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身先士卒，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一面工作，一面生产，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1945年5月以后，历任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宣传部部长、关中分区党校副校长。1946年任关中西线指挥部政委、警备一旅一团政委，兼任中共新宁县委书记。

1947年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新宁、新正、中宜三县中心县委，秉祥同志兼任中心县委书记和收复关中敌占区指挥部成员，同杨伯伦、刘懋功、葛海洲等率警一旅三团一、三营深入新正、赤水、淳耀等地，从3月16日到4月上旬，共打了7次歼灭战，连连取胜，战绩卓著，牵制胡宗南十倍于己的敌军，掩护了主力突围，受到西北军区表扬。1948年初，率领中心县地方武装与西线指挥部将士，与国民党马继援八十二军长期周旋，浴血奋战，直至西北战场最后胜利。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两次解放陕西铜川，秉祥同志两次出任军管会主任。1949年3月，调任陇东地委书记。1950年6月改任庆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其间，建党建政，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企图叛乱的反动武装，政绩显著，受到中共甘肃省委通报表扬。

1951年2月起，先后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省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区监察委员会委员、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54年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甘肃省行政干校校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1956年任甘肃省委专职常委，是年7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党的八大一次和二次会议。秉祥同志主持组织、人事工作期间，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同时，也为完善和丰富党的干部政策和人事管理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1959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省政府党组书记。1960年，秉祥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调查解决通渭县发生的严重饥荒，他逐村逐户察灾情，问疾苦，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了解了真实情况，向省委如实反映了通渭饥荒严重的实际情况，提出迅速调拨回销粮抢救人命的建议。在省委的支持下，为通渭县争取到了当时全省最高的回销粮供给标准。1962年，秉祥同志受到错误处理，被撤销省委书记、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书记职务，调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64年调任辽宁铁岭地区副专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康生点名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黑干将”“八大代表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1969年先后两次被押送辽宁省“五七”干校。1973年后曾一度被“解放”，任铁岭地区财贸组组长。1975年5月调任辽宁石油勘探局副局长。1978年初调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甘肃省副省长。1980年，中央正式下达文件，对秉祥同志自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种种错误的批判和决定进行了彻底平反和纠正。1981年恢复了原正省级职务，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政法委员会书记、省保密委员会书记、省打击经济犯罪领导小组组长、省边界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任政协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还兼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1987年被选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秉祥同志对全省政法工作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加强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严肃党纪、整顿党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对党的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工作作出了显著的成绩。1988年1月，72岁的秉祥同志卸任省政协主席职务。同年3月，当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

王秉祥同志始终挂念着陇东老区的父老乡亲,仍关心着陇东的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对陇东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尤为关注,倾注了他晚年的深情和心血。在省委、省政府、省政协以至全国政协的会议上,他的报告和发言都反复讲到陇东老区人民的历史功绩,都反复强调加速发展陇东老区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事业的问题。他说:“陇东老区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陇东老区人民为支援革命,为夺取革命胜利,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以至鲜血和生命。今天,老区的经济建设仍然发展缓慢,贫困的生活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老同志都会感到焦虑不安!”

1979年以来,秉祥同志几乎每年都要回到陇东老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帮助群众抗灾自救、发展生产,老区的大部分土地上都留下了他深情的足迹。环县,是陇东老区最贫困的县之一,秉祥同志将环县作为自己的联系点. 1985年以来,他曾10多次来到环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环县的领导一起商讨、制定发展生产、改变贫困面貌的规划和对策,同时,他又受省委、省政府的委托,多次主持召开省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提出了帮助环县脱贫致富的具体项目和实施办法。尤其是对解决环县北部13个乡镇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秉祥同志更是操碎了心。

在这次采访中，回顾自己漫长的革命历程,王老讲述了很多有关党群关系方面的故事。1936年夏,王老和党员李得录到杨家源农民张贵有家的窑洞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听取群众诉说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无辜屠杀乡亲们的残暴罪行。正开会时,突然,放哨的群众进来喊到:“快!敌人把庄子包围了!”话没说完,就听到敌人的枪声。当时,他们只有两支短枪和3发子弹。为了保卫群众,他和李得录提起枪就往外冲。张贵有等人立即把他们堵住了,并七手八脚把他俩藏在了粮食囤子里,上面压了些烂筐子、破衣物等东西,刚刚收拾完毕,敌人就端着刺刀冲进了屋子,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干什么?红军到哪里去了?快说!”张贵有和几个群众不慌不忙地说:“长官,今天是5月13,是老爷磨刀日,我们这里兴这个乡俗,乡亲们到一起磨镰割麦,热闹热闹。”敌人不信,挨个逼问,后来实在问不出东西,就一把揪住张贵有白发苍苍的母亲,威胁她说:“老婆子,你不说,就截死你!”张老太太宁死也不吐半个字,敌人又,打又骂,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情况。敌人无计可施,便展开大搜捕,到处翻箱倒柜,烧杀抢掠,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离开了村庄。当王秉祥和李得录从圈子里爬出来时,看到不少群众满身伤痕,感动地不知说什么才好。

1948年春,王秉祥已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宣传部长兼关中地区西线指挥部政委、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着新正、新宁、中宜3县的对敌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带领的部队突然被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敌82军马继援的骑兵包围,就在这紧要关头,农民张洪德乘敌人还未摸清情况之机,不顾生命危险,把敌人骗到了子午岭,使部队得以安全转移。

“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张贵有、张洪德,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我们党时刻不忘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使老百姓感到党是人民的党,革命是自己的事业,从而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更是如此。当谈到目前群众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表示不满时,王老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在革命胜利后,我们的党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党员放,松了思想改造,经不起执政和改革的考验,产生了,“当官做老爷”的思想,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上,追求享受,贪图安逸,不愿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不愿过艰苦的生活,有的官僚主义思想、特权思想严重,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造成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是影响党的形象的重要原因。说到这,王老加重了语气说:“背叛群众就是背叛我们自己。”

1992年7月30日,年近八旬的秉祥同志专程赶赴环县甜水堡,祝贺扬黄工程的开工。尤为感人肺腑的是,秉祥同志在他弥留人间之际,仍情系陇东老区的黄土地。临终前向组织请求把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子午岭龙池一带,部分埋放在西峰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