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腔纵是好听，可内容太过高雅，发音太过晦涩，并不太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到了乾隆时期，京城的百姓已经是“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正所谓“曲界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瞬间的追星喧嚣后，落寞的王紫稼发现，自己折腾来折腾去，也不过是京都公卿和文人雅士聚会时“博徒酒伴贪欢谑”的情趣点缀和艺术陪客罢了。

顺治十一年春末，他终于下定了南归的决心。也许他终于懂得，紫禁宫苑、侯门深深的北京，并非是他的归宿之地，反倒是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的吴中，才是他理想的家园。吴梅村作诗劝慰他道：“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优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伶人的“宿命结”

王紫稼南归时，已经33岁。身为一名戏子，到了这样的年纪，不免会考虑“转型”事宜，为后半辈子做些打算。北漂三年的经历，虽说没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可对聪明如此、圆滑如此的王紫稼而言，倒算得上是他可以恣意张扬的绝好资历和通融资本。娄东无名氏在《研堂见闻杂记》里说道：“一旦走京师，通荤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王紫稼的张扬，还远不止这些。《研堂见闻杂记》还列出他“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馈遗，不可胜计”的恶行，已经到了“坐间谈及子阶，无不咋舌”的地步。他做人如此的不低调，难免有树大招风之嫌。

顺治十一年，也就是他南归的这一年，江南巡按李森先以“淫纵不法”的罪名，将其抓捕，“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也有说三日而死）”。

顾公燮的《丹午日记·哭庙异闻》中载：“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即王紫稼）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既然被定性为妖，那么便不能当作人，于是怎么被虐杀，怎么被嘲笑，就不再重要，百姓也终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看笑话了。当王紫稼与三遮和尚披枷带锁、鲜血淋淋地对立在阊门之外时，围观百姓中有好事者突然想起戏文，念及王紫稼所演《会真记》里的红娘，又看到对面一个大和尚宛若戏里的法聪，于是，颇有幽默感的吴中百姓面对两个血淋淋的肉身，竟也会“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被官府定性为恶人、被文人定性为妖人的王紫稼，就这样以一种“非常态”的形象，在屈辱、惊吓和疼痛中，草草结束了生命。对于他的死，吴人似无冤词，也许是经历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洗礼”，他们对个体性命的生死早已麻木，或者说是已经无所谓了。而按《艮斋杂说》里的说法，“谓识者快之”，那就更进一步说明看他不爽的大有人在，至于王紫稼该不该死，以及为什么该死，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自然，王紫稼的朋友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是王紫稼和李森先朋友的文人龚芝麓，就在《王郎挽歌》里婉转地说道：“只愁卫玠应看杀，那得焚琴汝辈人。”相比较而言，倒是王紫稼那些同道中的朋友，还算情深意重。正如诗云：“昆山腔管三弦鼓，谁唱新翻《赤风儿》？说着苏州王紫稼，勾栏红粉泪齐垂。”

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里，曾就龚芝麓写给王紫稼的挽诗中竟用“坠楼”、“赋鹏”之典批评道：“拟人不伦，悖矣!”其实，不是龚芝麓不懂，而是在他心里，王紫稼终只是他曾经赏玩过的一件人形“宝器”罢了。

那些文人用典纵是深刻，诗词纵是漂亮，可它们却比不上“勾栏红粉”的半滴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