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守丧。

宋英宗在位时期（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知江宁，旋即召他入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主词条：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

主词条：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参见词条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参见词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的害处。据说神宗满面愁容，想罢除“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在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知陈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1077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王安石退隐江宁后，选择了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请人开渠泄水，培土造屋。因主宅距江宁城东门七里，距钟山主峰也是七里，所谓半途之上，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在园内，他结交了米芾、李公麟和苏轼等高逸之友。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医生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神宗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寺”，又称半山寺。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拜王安石为司空。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并获得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主词条：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主词条：熙河开边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青唐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主词条：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创作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

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张舜民评：“王介甫（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南宋敖陶孙称其诗“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轼在代表宋哲宗给王安石的制词（《王安石赠太傅》）中说：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袁桷：“儒以稽古，酌时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汉懿侯，治守清净。惟尔荆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风。怀宝陆沈，患莫已逢。激而翘之，以达天聪。高配五帝，羞视七制。廷议藉藉，断以辩毅。复古之志，与帝俱锐。发政累名，公是丧朋。晚归钟陵，惘兮慎兢。蹇驴空山，悟彼爱憎。矫矫贞姿，涅而不缁。吾将畴，依为学是师。”

杨慎认为王安石是奸臣，并说：“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汉）桓、（汉）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于慎行认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顾炎武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变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风俗，并认为后来进行八股取士的责任在他。

王夫之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认为王安石“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还认为他执行的是“苛政”，是“败亡之政”，“民乃益怨，衅乃倏生，败亡沓至而不可御”。但也承认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

颜元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陆心源：“三代以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一焉。《三经新义》不尽出荆公之笔，《周礼》无假手焉，言简意赅，深得马、郑家法……盖有治人无治法，古今之通病。治得其人，鄞之政如此；治不得其人，虽以周公制法，而周亦亡，于荆公何尤？且夫法不能无敝，敝则必变。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变之至也。秦、汉而下，承谬袭陋，其敝其极。荆公出而思复三代之盛，不可谓非豪杰之士。惜乎！其昧于知人也。论者并其经济而没之，苛矣。至于荆公之文章，欧阳、司马固已推之，迄今无异议焉。”

梁启超：

蔡东藩：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于1915年在《致萧子升信》中认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蒋介石于1940年在《推进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务》中说：“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汉以前则推周公，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他能够根据我们中国政治的原理，拟具切中时弊的计划，举办新政，改革社会，建设经济，来救济当时宋朝的贫弱，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没有健全的干部，也没有注意训练，不知道怎样来实行，所以结果完全失败。”

漆侠在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高度赞扬王安石的个性和为人，充分肯定了“熙宁新法”维护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因而“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新旧两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代表的变法派是进步的，司马光代表的反变法派是反动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

邓广铭：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王安石为相时，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作诗《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即“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王安石退居江宁时，结茅居于钟山下，时常拄杖进入附近村落。当时有个老者姓张，与王安石最为熟悉。王安石毎此步行到他家门口，都要喊一声：“张公。”张公闻言，也应声而答：“相公（对宰相的尊称）。”一天，王安石来到张公门前喊毕，突然大笑道：“我作宰相的时候，只和你有一个字不同罢了。”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患病，神宗派御医诊视。病愈之后，他上奏神宗，请求将自己在上元县的园屋改为寺院，并请神宗赐名，神宗赐名报宁寺。之后，高僧克文前来拜访，二人讨论佛理，相谈甚欢。退隐金陵的十年间，王安石作有《维摩诘经注》《金刚经注》《楞严经解》《华严经解》，对佛学的领悟已达到颇为高深的境界。

关于王安石的生日，前人有明确记述。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武英殿聚珍本）卷十记载：“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的《能改斋漫录》同卷则载为“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八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癸巳（十二日），宋神宗曾令王安石的长子王雱押解生日礼物赐予王安石，有学者据此采纳了“十一月十二日”说。但关于两宋皇帝赐予宰相、执政生辰礼物的礼仪惯例，南宋宰相周必大在《玉堂杂记》卷中指明，押赐礼物的时间，应于宰执生日“前一日，差内侍持赐”；或者为了节省费用，派遣宰执子弟押赐。如此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恰恰印证了武英殿聚珍本《能改斋漫录》所载“十三日”是正确的，即神宗在熙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生辰的前一天，按照惯例，派遣王雱押赐生辰礼物给王安石。文渊阁、文津阁四库本书本《能改斋漫录》，应是将“三”讹写为“二”。

综上所述，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该日按照万年历或朔闰表，将他的生辰换算成公元纪年，则为儒略历1021年12月19日。而宋史学者邓广铭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与《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等文中关于改日的换算则出现了偏差，误记为1021年12月18日（但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忌日换算则无误）。

王安石的故里是现代江西省的抚州市，但具体到区，目前有临川区和东乡区两种说法：

主词条：王安石墓

据史载，王安石病逝后，葬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王安石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吴氏，弟王安国、王安礼，子王雱也葬于钟山南麓。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明初，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选为陵寝之地后，靠近陵寝的蒋山寺宝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迹被迁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迁走。一说是迁至麒麟门，另一说是迁回老家江西。

主词条：王安石故里

东乡王安石故里位于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距离县中心25公里，该村始建于北宋、迄今已逾千年，保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明清以来修建的，是展示中国明清建筑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文物保护区，存世有100余栋古代建筑和十多处和王安石有关的遗迹，1985年，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点。2000年7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世宦祠、西引寺、龙安殿、荆公桥、荆公陂、荆公别墅、荆国世第门楼等遗址。

主词条：王安石纪念馆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抚州王安石纪念馆，于1986年11月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20亩，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陈列厅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意境和宋代建筑遗韵的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馆内有门楼、隐壁、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桥，辟有问月轩、蹄躅园、辛夷园、荆公亭、怀文堂等园林景观。

浙江鄞州王安石纪念馆

鄞州王安石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忠应庙内，以照片、绘画、实物等展品生动形象地介绍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绩，以纪念他在鄞县时的每项改革。馆内陈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迹”，分“荆公年谱”“治鄞方略”“重修东湖”“兴学教化”“咏鄞风采”“丰碑永存”“湖区新貌”等7个部分。

范冲等《神宗实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