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

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

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他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王观澜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残酷迫害。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

1979年下半年，王观澜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12个县调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开创阶段的全过程，是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担任组长，和王维之、许宏亮三人组成一组从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三人经香港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他到中央苏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事新闻工作。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红旗报》的驻地虎岗乡，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中心。虎岗是其中一个较大的村落，约有300多户农家。王观澜除了负责编辑《红旗报》外，还经常到虎岗的村庄里了解情况。当他发现一些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敢怒不敢言时，便向特委做了汇报。特委经研究决定，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王观澜和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虎岗村，继续发动贫苦农民，让他们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掌握政权，同时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对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

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他也因此益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的叶坪乡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任命王观澜负责主编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成立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应运而生。会后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为办好报纸不辞辛劳，《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时的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万多份。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当时在临时中央宣传部给张闻天部长当助手的杨尚昆也是《红色中华》的撰稿人之一，当苏维埃政府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后，《红色中华》决定就如何既保障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发表一篇社论，杨尚昆为此走访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色中华》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它刊布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第一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还用5期的不少篇幅连载了瞿秋白用“维嘉”笔名写的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的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他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他设立了多种栏目，诸如《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同时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版。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4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

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1933年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后来，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同时还让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叶坪乡，进行“查田”的试点工作。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出乎意料的是，连去了四次，乡政府的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没有一个人来。这些情况，引起了王观澜的沉思。他想，为何这里的农民群众如此情绪低落呢？他去问乡苏维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于是，王观澜又直接访问了村里的贫雇农，他们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农民的粮食不够吃，过去收租放债、不干活的人，如今又钻进了农会，摇身变成了“贫苦农工”，而真正的贫农，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却还保留了田地。所以农民的情绪低落，没有生产积极性。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支持王观澜继续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并鼓励他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了村子里，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并在村里组织了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

一天晚上，王观澜告诉毛泽东贫农团要开会的消息，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们两人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路，边走边说，来到了会场外，听到农民们正在热烈争论“如何划分地主、富农”的问题。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查田运动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在王明“左倾”路线当道的时期，毛泽东也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中央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依然支持王观澜的农村调查，并和他患难与共，经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励。

王观澜在组织贫农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员会”，动员农民通过查田，评议不同阶级，再由上一级组织综合群众提供的材料，审批成份的划定。“查田运动”给叶坪乡的面貌带来了变化，农民兴修水利、大搞生产的积极性高涨。乡里的扩大红军、征集粮食、做军鞋的工作也开展得很有起色。

叶坪乡查田试点的成果，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导，帮助开展“查田运动”。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认真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一份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他以原稿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1933年10月10日，这份文件由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正式通过并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一个重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由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人介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

1934年10月，王观澜在顺利完成了党交付的为红军筹集粮食的重任后，跟随红一方面军踏上了长征路。1935年6月，王观澜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了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部队要穿过千里茫茫的大草地，筹集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筹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

一次他带队外出筹粮，自己的口粮却断绝了。他只得把一匹病马杀掉，煮食充饥。不料却感染上了痢疾，一昼夜拉了57次，人也虚脱了。但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了目的地。他没有吃药，只是稍加休息，拉痢疾就自行停止了。可此后，他却患上了致命的肠胃病，身体虚弱无力。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

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王观澜提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我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觉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即设立了西北办事处，王观澜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着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的两个乡，了解经过土地革命后的农村实情，以及贫雇农的生活状况。王观澜仍像在闽赣苏区一样，走家串户，访问座谈，了解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在调查中他了解到，有的乡村受“左”的影响，把地主“扫地出门”，富农只分给坏的土地，还有的地方，把富裕中农错化为富农，扩大了打击面。他向农村干部们指出，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以生活出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对错划问题要合理纠正。同时在农村中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关于《怎样分析阶级》文件的政策精神。

不久后，王观澜又参与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纠正了农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倾”行为。1936年2月，王观澜又进一步写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但随后农村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的地方把豪绅地主轻化为富农，富农改为中农，有的地主恶霸还造谣说：“过去一切都搞错了”，企图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反攻倒算。

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说：“正确决定各个不同阶级的成份，与正确处理各个不同阶级成份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 社论还论述了正确区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及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以引导农村土地斗争走向正确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观澜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他仍经常抽时间到农村去做调查。当时保安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区乡政府没有空余的窑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没有菜吃，就在饭上洒点盐。有一次，他到了李村，发现有一个叫李成奎的贫农，妻子病重没钱医治，自己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种，他立即找来乡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忙，突击三天，帮李成奎把庄稼种上了。

这期间，王观澜对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的农村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在没收之列。”同时还指出：“党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群众解除了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了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了民族力量。”文件下达时，王观澜还为红军大学学院和机关干部作了有关宣讲报告，并在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文章，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新时期土地政策的同时，王观澜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否被调动起来，还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以及劳动力等，花费了许多心血，认真研究解决。

1937年末的一天，那时王观澜和徐明清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要他带上一封写给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立即前往绥德。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迫使何绍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返回延安后不久，就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不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这时，在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记得，有一次，王观澜回到家中，面有怒色。突然，他问妻子，“明清，你说‘边区’和‘统战区’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要么怎不叫一个名称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丈夫才说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时，王明居然武断地宣布‘边区’和‘统战区’没有区别，他还重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们俩在苏联时就吵，现在到了延安还是吵，莫非你们是冤家对头？” 徐明清插了一句。“王明这人自高自大，在苏联时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别人的观点。现在又旧病复发，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如不加以反对，就会危害到全党，危害到整个解放区。”

后来，王观澜在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的提纲时，就明确主张，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王观澜为此作了三个小时的工作报告，王明也听了报告。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那里，正好王明也在场，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报告怎么样？王明只好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呢。”

王明对王观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伙同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想找王观澜的岔子整他。他们调来档案，没找到什么借口，便再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云云，向中央提出审查王观澜。王观澜怒不可遏，当面找王明、康生对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毛泽东的评语，让王明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得王明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这时，国民党在陇东、庆阳地区继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准备纠合保安队，进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王观澜以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身份赶赴庆阳，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迫使国民党代表签订协议，撤退围攻我八路军驻防部队的军事力量，释放我方被抓人员，稳定了八路军抗日后方。1938年10月，王观澜从庆阳赶回安塞，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筹备会议，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

就在在安塞参加党代会期间，工作的过度疲劳，让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到陕北后这两年，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毛泽东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继而王观澜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本职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泽东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题词写道：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