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9-22 00:30
《环球绿色行》的作者唐锡阳老师是一位资深的环保作家、环保活动家，他曾担任大自然杂志的主编，访问考查了国内外众多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1996年初，昆明一位读者向唐锡阳反映，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准备采伐10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唐锡阳震惊于这个信息，一方面帮助云南方面向宋健同志（原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现中国政协副主席）和其他方面反映情况；另方面发起和组织大学生绿色营前往调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马霞虽然已患绝症，仍积极支持这个活动，拿出一万元，并要求唐锡阳亲自带队。也就在绿色营出发的当天，马霞去世了。唐锡阳背负着妻子的遗托，带领绿色营远征滇西北。在宋健主任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终于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及林中的滇金丝猴。 以后绿色营每年组织一次，1996年为保护原始森林奔赴西藏东南地区，1998年为保护湿地前往东北三江平原。1999年准备去新疆，主题是探讨生态旅游和自然保护的关系。 绿色营挑选一批热爱自然、关注环保的大学生，到大自然去，到实际中去，深入环保的焦点进行调查研究，相互切磋，把考察的结果向各级政府汇报。这对参加者本人，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有的营员说：“这一个月的生活，将是我一生的财富。”还有的营员说：“今后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离开环保二字。”而且这个活动通过电视新闻报道、巡回摄影展览、放录像片，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环境意识，促进了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近两年来，唐锡阳相继在北京、昆明、厦门、广州、桂林、哈尔滨、上海、杭州、深圳等地作过近百场报告，影响十分广泛。 三年的实践证明：绿色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是一种超前的行动，是跨入一种以身相许的伟大事业。因此它是特殊的学校，是锻炼绿色人才的熔炉，是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现在不仅北京有了绿色营，上海、南宁也有了绿色营，别的城市也在酝酿组建绿色营。这样互相影响，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大家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都在努力创造绿色文化，就像鲜花将要开遍大地，迎接中国绿色春天的到来。
唐锡阳老师曾于1997年11月、1998年12月23日以及最近的4月19日三次来我校作关于环球绿色行与大学生绿色营的讲作。他的《环球绿色行》是他的妻子马霞生前留下了10000美元，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捐助10000美元，还有其他热心环保事业的朋友鼎力相助才得以出版的，其中1000部给大学生绿色营，通过义卖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这套书分为中国卷与外国卷两册，定价是85元，卖给学生的优惠价格是60元。感兴趣的同学可与我社或作者本人联系。
唐老师的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100083 北京花园路3号科委宿舍245
电话：(010)63473886
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历经十八年、甚至是一生的风风雨雨中“走”出来的，不只是用腿，而且用心，用情感，用生命。
（一）
有人问我这部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是“走”出来的。 从1980年结束了二十多年被政治迫害的生活，被委任创办《大自然》杂志开始，到去年带领大学生绿色营去西藏，我整整走了十八年。可能是从记者生涯到科普作家，我强调调查研究，强调第一手资料，强调亲身体验。在西双版纳，我一定要看到野象；在梵净山，我一定要看到黔金丝猴；在唐家河，我一定要看到牛羚；在神农架，我一定要药农带我采到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金钗石斛。看到它们的时间很短，也许只是瞬间，但达到目的却是一个十分丰富、十分生动、十分美好的过程，也是一个千辛万苦，甚至要经历猛兽、毒蛇、山洪、摔伤等危险的过程。六十岁出国访问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白俄罗斯的沼泽地里，我爬上20米高的大树去拍摄黑鹳，在法国的地中海湾，我穿着氯丁橡胶潜水服下海观鱼。因为我流了汗，淌了血，动了感情，所以在我的著作中就多了一点别人可能没有的东西，往往正是这点东西触动了读者的心弦。
开始是一个人走，1981年在西双版纳认识了来华工作的美国人马霞·玛尔柯斯，我们就两人一块儿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性格、语言完全不同，是大自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我们成了朋友，后来成了夫妻。1986年她帮助我在纽约出版了英文著作living Treasures，因此我们又有机会访问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回来后潜心写作三年，初版了中文著作《环球绿色行》。 这部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她反映了中国朦胧的绿色觉醒；反过来又孕育和催化着社会中的绿色浪潮。
1986年我们俩发起和组织了大学生绿色营，又开始和一群一群的年轻人走。可惜她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就在绿色营出发的当天与世长辞了。她走得太匆忙了，但留给人们的影响是永远的，特别是她“选择”了不早不迟的这一天，使得我们一跨上征途，就带着一种悲壮和传奇的色彩，她好像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以她的生命为中国这个绿色运动的创举、我们喻为星星之火的绿色营送行，也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我们同行。
马霞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就好像仍然留在我的身边，我从来不是以一种伤感、怀旧的心情思念她，而是学着她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哲学和力量，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我在出版她的纪念册中写道：“前半生备受摧残，我没有死，至少也该落个精神残废。但我还活着，还能挺起腰板为中国的绿色事业做点事，这主要得力于大自然和马霞给我的影响。她们没有告诫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但我从她们那里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现在，我认为努力写好编好这部书，努力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是我对马霞的深情怀念，也是我对大自然的知恩图报。按照中国的习惯，年近七十的人该休闲在家了，但我还在野外宿营，在越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在声泪惧下地宣讲生态保护，每天都在和各方面的朋友讨论环保问题。看到完全迥异于往事的现实生活和所从事的事业，我感到庆幸和自豪，因此我更怀念马霞，更热爱大自然。
许多中国读者告诉我，读到书中《马霞和我们同行》这一章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所以我说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历经十八年、甚至是一生的风风雨雨中“走”出来的，不只是用腿，而且用心，用情感，用生命。
（二）
一版再版以后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这部书已经卷入到中国的绿色浪潮，成为激发群众绿色觉醒、催化群众环保行动的一种物质力量。
许多读者来信，来访，来电话，说他们喜欢这本书，赞喻它是百科全书式的绿色经典，是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北京建国饭店青年职员常仲明读了这本书以后，用自己的积蓄在昌平租借了一片荒地，创办了一个个人的自然保护区。这在西方算不了什么，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了；桂林工学院青年教师张佩华以这本书为指针，强化了“徐霞客俱乐部”的绿色主题，积极开展了中外青年合作考察西北的野外活动；北京一批著名环保人士为了推动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还倡议一个捐赠《环球绿色行》的活动，要让全国近1000个自然保护区都拥有这部书；影响更大更深更远的，还是从读者反馈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引发我和马霞亲自发起和组织的大学生绿色营活动。为保护滇金丝猴1996年奔赴滇西北；为保护原始森林1997年奔赴藏东南；为保护湿地1998年奔赴东北三江平原。三年的实践证明：绿色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是一种超前的行动，是跨入一种以身相许的伟大事业。因此它是特殊的学校，是锻炼绿色人才的熔炉，是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现在不仅北京有了绿色营，上海、南宁也有了绿色营，别的城市也在酝酿组建绿色营。这样互相影响，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大家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都在努力创造绿色文化，就像鲜花将要开遍大地，迎接中国绿色春天的到来。
新世界出版社决定出版《环球绿色行》英文版，老编辑陈有升先生审读完以后，热情地给我写来一封信，其中还特别提到：“近年来美国有一种为持续冷战服务的观点，认为21世纪将是西方的基督文化与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要读读您的著作， 就不难雄辩地看出东西方文化共同点大于冲突点，西方的思想也不难在东方中国找到共鸣， 尤其在环保绿色革命中，地球村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看这段话也阐明了他们为什么要出一个英文本。因此我也希望这部书不只是走向全国，争取能读一百年，还希望走向世界。《国际歌》中有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希望这部书能够参加绿色国际的行列。因为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而这部书的一个宗旨就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也站在世界看中国。
（三）
《环球绿色行》是我和马霞写的，实际是在很多朋友的参与、帮助、支持和鼓励下完成的，说这部书是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集体创作，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马霞说：“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们遇到这样的好人太多太多，无论是我们在国内外考察的过程中、在翻译资料和出版的过程中、在组织绿色营活动的过程中，有成百上千，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但在信中给过深刻鼓励的朋友。特别是在国外访问的那八个多月中，接触的都是热爱自然的朋友，我们是生活在“绿色和友谊的海洋”之中。他们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热爱大自然，希望我们为大自然做点事。所以回来后，我想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什么都不能做，比较现实的还是实现原来的计划，首先写好一本书。这本书非写不可，非写好不可。 这是大自然的呼唤，是我的良心的驱使，也是国内外朋友和同行的期望。
所以在这个英文本出版之际，我有一个愿望：希望马霞的亲友以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或书中所涉及的朋友都能读到这本书。但由于马霞不在，我又不谙英文，所以绝大部分都已失去联系。因此希望知情的亲友传递这个信息，帮助我们恢复联系。作为感谢热情帮助过我们的亲友，我准备赠送一部分《环球绿色行》。
唐锡阳 199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