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引论”

“引论”内容共有八项。

第一项介绍该方言点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和人口构成等与方言变化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

第二项描写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该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重叠等语音变化情况。

第三项说明方言的内部差别，包括该方言所属范围内城市与农村、新派与老派、四乡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地域差别，并说明词典所描写的方言派别(一般是城区的老派)。

第四项是单字音表。单字音表表头第一行是韵母，一个韵母占一栏，第二行是声调，该方言的单字音声调都在同一栏内，纵行第一列是声母，声母按发音部位分栏排列，声母和韵母、声调相交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个方言读音，有音有字者列出该字，有音无字者用一个圆圈表示，生僻字、方言字和圆圈都在表下加注释，无音无字处空白。

第五项说明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方言特点的确定与编写者的主观认识有关，一般是和普通话比较后得出的，有的也说明该方言在所属方言区中的特点。

第六项是词典凡例。凡例的繁简各词典并不完全相同，但要求各词典用相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条例。

第七项是对词典例句中常用字的注释。这是因为词典中的例句都要求用地道的方言，提前解释就可以避免出现刚开始使用词典就要先查词典这种情况。

第八项是方言音节表。音节表的编排顺序按单字音表：以韵母先后为序，同韵的按声母顺序，声韵相同者按声调顺序，每一个音节都标明该音节在词典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实际上是该词典的音序检字表。

第三部分 条目

词典条目。每一部词典条目的多少不完全一致，一般都在八千条左右，原则上是大词典编委会规定的三千五百个统一的条目都得有，在此基础上尽量多收有当地特点的方言词。每一个条目词都包括字形、注音、释义三个部分。因“子”尾、“儿”化、轻声、重叠等构形方式形成的同义词采用参见的方式出条。字形上，汉语方言词典采用繁体字。这主要是普通话中已规范简化的字形有限，而各地方言都有一些方言字、俗字和生僻字，这些字大都没有规范的简化字字形，如果采用简化字，势必比照普通话的简化原则来自造简化字，其结果是，字形虽然简化了，但仍可能出现新的不便和麻烦。因此，比较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仍然使用繁体字。此外，使用繁体字也便于文史工作者直接引用和打开海外市场。41部分地词典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这是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各地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单就声调而论，少的只有3个，多的有12个，汉语拼音是专对北京话制定的，对大多数汉语方言不适用，而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为各地的汉语方言制定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因此只能用国际音标注音。

第四部分 义类索引

索引正文前有索引目录，索引目录先把词典条目分成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身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军/政/法、交际、文化教育、文体活动、动作、位置、代词等、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附加成分、数字、其他等三十大类，有的大类下面还分小类，如“日常生活”下面又分“(1)衣”“(2)食”“(3)住”“(4)行”这样四小类，大类小类后面的页码都是该类词条在索引正文中的页码。索引正文按大类〉小类〉词条的顺序列出每个条目在词典正文中的页码。分类后难免有的词条有两属甚至三属的情况，编制索引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查找，因此，两属或三属的词条就两处或三处出条。

第五部分 首字笔画索引

首字笔划索引的编排原则有三条：一、按词典正文条目首字笔划的多少由少到多依次排列；二、笔划相同的字按前五笔横、竖、撇、点(包括捺)、折的顺序排列先后；三、一个字因读音不同而在不同页码出现的分别注上页码。字的笔划顺序都按国家公布的规范来确定。索引中字右边的页码是词典正文页码。

分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继《现代汉语词典》后向社会奉献的又一词书精品。和《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部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范围主要是全国通用的规范词语，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收一些方言词和古语词，以规范性为主，兼顾实用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本主要收当地方言中比较地道的方言词，也不排斥已进入当地方言的普通话词语，以实用性为主，兼顾规范性。二，《现代汉语词典》用汉语拼音注音，社会通用性比较高，属于通用型语文词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用国际音标注音，各分地词典主要服务于所描写的方言区，社会通用性比较低，属于专用型语文词书。三，从使用繁体字、用国际音标注音、本字不明者可以用方框代替等情况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学术性比较强，对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总的说来，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目录

2003年11月21日，中国辞书界的最高奖项———第五届“国家辞书奖”18日在沪揭晓，《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8种辞书获得一等奖。评奖活动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辞书学会承办。

2003年12月25日，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在北京颁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席了颁奖大会。《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辞书类2种，荣获“国家图书奖。”获“国家图书奖”的图书共有30种。

从汉语语言学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二十世纪汉语语言学史上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学术意义可以从以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分卷本共四十一部，每部词典的条目都在八千左右，合计四十一个方言点相同或不同的词汇总量约为三十二万条，总字数约三千万，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语词词典之一，堪称煌煌巨著。这部词典出齐以后，把汉语方言词汇调查和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落后于语音调查”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

第二，这部词典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水平，为方言词典的编写提供了一批示范性的作品，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第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不限于词汇方面，对方言语法的研究也有重大贡献。把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着”的用法全都抽出来比较研究，就可以把现代汉语中介词”着”的用法差别大致归纳出来。于此可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这部词典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语言学。李荣先生在《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指出，“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材料。”这说明，方言词典对文学史和历史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比如几年前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争论的各方几乎都是根据《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词语来推测其作者的。同时，对一些相关的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族接触，人口迁移，民风民俗，社会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而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的三十多万条词语，为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41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是国家新闻出版署1990－2000年10年规划重点书目、国家“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所选择的方言地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汉语方言区域，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西安、哈尔滨等一批中心城市。这样大规模地编纂汉语方言词典，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据悉，该词典新颖实用的编纂方式已受到海内外方言研究者普遍称誉，其科学的记音方法将不少行将消失的老派方言资料保存了下来。专家们认为，这一浩大工程不仅是语言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果，更是民族文化积累中的重要基础工程。

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并取得多项成绩。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6年组织了7个语言调查队，队员700多人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语言普查。至1959年，调查队已调查了15个省和自治区42个民族1700多个调查点的情况，并对这些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系统、语言系属等作了初步研究。为适应当时的需要，部分民族语言的词典、语法和教科书编写出版。这次普查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语言资料，发现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语言现象。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卷本全部出齐。

李荣，1920年生，音韵学家、方言学家。笔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岭市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