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黑塞写了书前格言草稿；1933年写了引言草稿；1934年发表了后来成为附录的《呼风唤雨大师》；1935年发表了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学生时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1936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二篇附录的《忏悔长老》；1937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三篇附录的《印度式传记》；1938年始写玻璃球游戏大师传，该年写完《感召》、《华尔采尔》；1939年完成《研究年代》、《两个宗教团体》；1940年写完《使命》、《玻璃球游戏大师》；1943年，在瑞士出版了两卷本《玻璃球游戏》第一版。1945年，黑塞著作出版人彼得·苏尔卡普侥幸从纳粹集中营生还，获得盟军颁发的战后德国第一张出版许可证后，立即着手《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事宜。1946年，《玻璃球游戏》终于在德国问世。

克乃希特

小说主人公克乃希特从小聪明伶俐，刻苦好学，他被送到了卡斯塔里恩的精英学校。克乃希特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与训练，他汲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不仅熟谙西方先哲们的思想，也能灵活运用《易经》。他刻苦学习集世界文化之大成的玻璃球游戏艺术，最终“玩”成游戏大师，并担任了精神王国的领导重任。他不断探索，不断超越自我，可内心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开始怀疑这个精神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决心返回现实世界中去，从事有社会意义的教育工作。最后在与一学生游泳时溺水身亡。

在黑塞的作品中，精神王国与世俗世界、精神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主人公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与获得有时通过自然，比如歌尔德蒙式的；有时则通过精神，比如克乃西特式的。不过假如多做一些思考，就会发现，即使在《玻璃球游戏》中，生命意义的实现也并非仅仅通过精神。卡斯塔里之外始终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世俗世界，克乃西特本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孩子，他只是经后天培养成为一名卡斯塔里的“精神贵族”，并最终选择了返回世俗世界。除了卡斯塔里借音乐大师的形象曾向克乃西特发出“感召”之外，自从克乃西特进入精英学校，世俗世界或“真实生活”也频频向他发出召唤。小说开头几章已经为克乃西特后文的转变打下伏笔，其中包括克乃西特因为同学被开除离校引发的思绪，包括华尔采尔带给他的初步印象；包括约可布斯神父向他展示的历史观；体现在代表世俗世界的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身上，更集中体现在克乃西特辞去大师职位、返回世俗世界的选择上。主人公的这种选择表明，《玻璃球游戏》 虽然同黑塞后期大多数小说一样，具有探索内 在精神的倾向，但它从未“脱离世界”。

实际上，“世俗世界”一词在黑塞那里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它既催生出副刊文字时代，又孕育出卡斯塔里精神王国。卡斯塔里实际上依赖世俗世界供养，无法脱离后者独立存在。那么，在《玻璃球游戏》中，作者是如何描写一个与卡斯塔里相对照的“自然”的呢？ 传记的结尾部分写道，主人公走进代表自然的高山世界，那里的风景既生动又狰狞。虽然描画的手法仍然是象征化的，但显然同卡斯塔里的刻板、严谨构成鲜明的对照，比如下面这一处：“车子经过那些院墙高高、窗户小小的农舍后，便驰入了一个更加崎岖、更加粗犷的怪石嶙峋的高山世界，在这些坚硬冷峻的岩石间，竟有许多一片片天堂乐园般的绿地，使点缀其间的朵朵小花显得格外可爱。”

卡斯塔里与世俗世界中 两种面貌不同的风景描写隐喻性地传达出黑塞对待“两个世界”的基本观念：精神王国有序、和谐却失之呆板，世俗世界生机盎然却危机四伏。克乃西特最终死在自然世界的湖水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玻璃球游戏》书写了一个精神的人如何走向自然、走向真实的生活，即一个纳尔齐斯如何从精神王国进入世俗世界，如何将精神融入自然。克乃西特从服务、奉献的意愿出发，试图弥补两个世界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他的理想是“将卡斯塔里的基本精神注入世俗青年内心，化为他们的血肉”。这实际上尝试性地回答了歌尔德蒙临终前向纳尔齐斯提出的问题：“可你将来想怎样死呢，纳尔齐斯，你没有母亲？人没有母亲就不能爱，没有母亲也不能死啊。”

少年特西格诺利曾这样描述他与克乃西特的区别：“你站在培养精神这一方，我则站在符合自然生活这一边。你的职务是指出：缺乏精神滋养的自然生活会陷入泥潭，会转化成兽性，甚至必然越陷越深。因而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你们，纯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是多么冒险，多么可怕，最终必然一无所获。嗯，我们各以自己的信仰为优而辩论，你为精神思想，我为自然生活。”

精神与自然的分裂是西方思想史上重要的论题，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尝试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学者拉尔夫·弗瑞德曼（Ralph Freedman）在分析黑塞的作品时对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简单总结：

精神既是心灵的也是智识的，它包括多重内涵，即从父权般的控制、调节直至对理性文化的破坏，不过通常情况下它更多意味着神圣理性精神的明晰性。其对立面自然则既是感官的也是灵魂的，与性、纵欲、感觉相关，并认同母亲的形象或集体无意识。

这一概括体现了精神与自然之关系的复杂性：精神与自然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同时由于精神也包括对理性文化的反思，于是精神与自然又有发生交集的可能。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纳尔齐斯是精神之子，歌尔德蒙是自然之子，他们的天性决定了各自的道路。在《玻璃球游戏》中，黑塞对“精神与自然”这一关系的探索似乎更深了一层，特西格诺利同克乃西特的关系不是歌尔德蒙与纳尔齐斯关系的简单翻版。特西格诺利与克乃西特虽然起初各有各的道路，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当特西格诺利在世俗世界中饱受创伤时，他通过克乃西特的指点将卡斯塔里精神注入自己的生活，获得了身心的平静；而克乃西特也在个人的觉醒体验和特西格诺利等人的影响下最终怀着服务与奉献的 意愿走向了世俗世界。可以说，特西格诺利与克乃西特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对双方有益的中和。作者似乎是要借此暗示，过于偏重精神或者过于偏重自然的生活都是有问题的，在两者之间应该探寻一种 更平衡、更和谐的道路。

同时，小说的标题、副标题、题词以及尾声处处都提供了一种暗示：卡斯塔里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一个已经进入肃杀秋天的乌托邦。像克乃西特个性之中的分裂以及玻璃球游戏的二重性一样，这个乌托邦也是一个二极分裂的宇宙之再现以及二极分裂的精神生活之象征。1943年小说一问世，关于卡斯塔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就马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是认为它是乌托邦国家的再现，二是认为它是衰败颓废的象征。如果从包容万有、涵盖乾坤、主导灵魂的“二极分裂”观之，这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合则完美——卡斯塔里是一个正在衰颓的乌托邦。

随着游戏大师克乃西特的成长、求学、成功及最后加冕，卡斯塔里渐渐解神圣化了。在这个宗教组织里，个人无足轻重，隐姓埋名是他们的基本做法。想撰写游戏大师生平的作家都无法轻易地使用秘密档案，只能从游戏大师的学生那里获得一些只言片语。即使是荣登游戏大师宝座的克乃西特，其日常行为也必须接受严密的监护。在卡斯塔里，只有下属以“您”或者“阁下”来称呼上司，而上司总是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对下属颐指气使。更可怕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总是使用反讽修辞术，言在此而意在彼，听者诧异而言者迷惘，这表明在卡斯塔里缺乏真诚。卡斯塔里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亚历山大宗师那双眼睛既可以放射出发号施令的眼光，也可以放射出虔敬服从的眼光，但对于这个宗教团体的一般成员而言，只有虔敬服从而永远不可能发号施令。亚历山大宗师、音乐大师、前任游戏大师托马斯、克乃西特的忠实奴仆德格拉里乌斯以及克乃西特本人都是一些孤独的天才、孤独的先驱者和无意识的虚无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即使是“独断专行”，本质上也是奴隶一般地服从。克乃西特在想象中向亚历山大宗师吼叫：“（我）追寻的不是自由，而是某种新的、不可知的隐秘约束；（我） 不是逃兵，而是响应感召的人;不是任意专行，而是听从命令；不是去做主人，而是要成为奉献者！”

觉醒了的克乃西特感到卡斯塔里不是天堂，而是由神秘官僚制度、森严等级关系构成的地狱。他要穿越这个披着神圣光辉然而却冷酷无比的空间返回到世俗世界，从静观冥想者变成身体力行的服务者。“在卡斯塔里人的眼里，世俗世界的生活是一种近乎堕落和低劣的生活，那种生活无秩序可言，既粗鲁又野蛮，既混乱又痛苦，可以说是一种全无美好与理想可言的拙劣的生活。”但是，“外来人”普林尼奥反问：

难道这不是一个虚伪、教条、没有生育能力的世界么？这难道不只是一个苟且偷生的虚假世界么？这里的人没有负担、没有苦恼、免受饥饿，却也没有果汁和饮料。这也是一个没有家庭、没有母亲、没有儿童的世界，甚至几乎也没有妇女！人的原始本能被静坐入定功夫所控制驯服了。

当克乃西特受本笃会约可布斯神甫启发而怀疑卡斯塔里、怀疑这架复杂而又敏感的机器是否已经老迈而主张求助于世俗历史时，卡斯塔里忠实而又孤独的奴隶德格拉里乌斯却告诉他：“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卡斯塔里日益精细纯粹，这个神圣教育区同外在世界之间的深渊也日益扩大，以至于完全没有可能弥平。当战争和瘟疫的时代降临，当历史风暴席卷整个世界，卡斯塔里及其游戏的精致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生存。在卡斯塔里神圣秩序里苟且偷生的人们，都像黑塞在《一个提契诺人的故事》之中所描绘的马里奥那样，在两个彼此分裂却又生死相关的世界之间痛苦挣扎，但不可遏制地向往着自己的青春与故乡。“故乡就是母亲、婆姨”。“故乡就是二月在湿润的草地上摘花，是夜晚的钟声，这故乡真实而美好，受人爱戴，主宰着他的生命。”克乃西特最后在高山冰湖自沉，真正地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男孩铁托在初生的太阳下赤身裸体，跳起了献祭之舞，与四周波涛起伏的光芒融合，与宇宙生命之流合二为一，游戏大师也在这壮美的景象之中透悟了内心深处最高贵的本质。他跳下冰冷的高山湖，湖水似乎不是刺骨的寒冷，而是焚烧着他血肉之躯的熊熊烈火。他返回到了母亲温暖热烈的子宫，无怨无悔。此刻，他沐浴着来自东方的光辉。

克乃西特壮美回归后，卡斯塔里才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王国，那是诺瓦利斯所期待的“一个伟大的和解时代”，“一个预言的创造奇迹和治愈创伤的、给人带来安慰和点燃永恒生命的时代”。在《印度式传记》里，这就是王子达萨体验到了世界的“玛雅本质”之后的世界，“世界根本不存在熄灭，生命的轮回永无尽头”。在短暂的一瞬间，王子从监狱里走出来，失去了妻子、儿子和一个王国，却融入了森林中无疆的大爱，超越图像与偶像而进入了“圣灵世界”。世界超越了音乐大师仁慈、博爱、圣洁的音乐所放射的光辉，超越了战争和瘟疫笼罩的废墟，超越了老迈龙钟、机械冷漠、枯萎萧瑟的状态，进入了神话世界里的春天：美丽、快乐、神圣、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玻璃球游戏》所叙述的是卡斯塔里的衰败阶段，是乌托邦的秋天，但黑塞用隐微之笔传达了神圣再度降临的暗示。纯粹精神形式的卡斯塔里、以古典音乐境界为至境的玻璃球游戏，是一个充满审美诱惑的乌托邦，本质上是一种奴役：“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总是削弱个体人格价值，并取代个体人格的生存核心，扭曲整体的人。”而弥漫着父权强力意志、强调服役义务、建构严密制度的卡斯塔里，是20世纪道德意识的象征，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幽灵王国。“神话的暴力要求牺牲”，“以一己之偏好执行对神圣生命的灭绝”。最后，那个以游戏大师的生命所赎回并且沐浴在东方的光辉之中的卡斯塔里，则是“第三王国”，即属灵的王国，这就是以母性来象征的故乡和青春：“这个来自圣灵的第三种幸福也许就是奥利金所说的万物的复归。”正如保罗所说：“让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另外，《玻璃球游戏》融合了西方传统和东方思想，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间建起一座桥梁。黑塞把东方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古老灿烂的中国文化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素材。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对于黑塞来说，探寻解决西方文明危机的出路，始终是第一位的。他说“我必须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把握住真正的欧洲和真正的东方”。他借鉴与采纳东方文化的精华，将其同西方文化传统中依然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整合，目的也在于找到一条西方和谐发展之路。

黑塞的《玻璃球游戏》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对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很大的作用。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黑塞所有的作品中，篇幅最大、最宏伟的一部就是《玻璃球游戏》。批评界注意到，作品书名中的游戏其实就是音乐艺术的一个巨大比喻。很显然，作者没有把这个游戏想象得很完美，如果设计得很好，小说读者就会对那游戏而不会对主人公的话语、焦虑和包围他们的大环境产生兴趣。

赫尔曼·黑塞（Hesse Hermann，1877—1962），原籍德国，1923年入瑞士籍，以后长期在瑞士隐居乡间。他被称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其代表作《荒原狼》（1927）曾轰动欧美，被托马斯·曼誉为德国的《尤利西斯》。1946年，“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了一个范例”，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