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则可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1966年3月，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毛泽东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领导人的刺激尤甚。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

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的方案。

1968年12月27日，苏军75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分乘7辆装甲车、卡车和吉普车侵入珍宝岛，打伤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1月4日，中国军队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中国军队人员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中国2名渔民；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军队边防人员，围攻、毒打中国军人，打伤20余人，其中重伤9人；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人员。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了进攻。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余人，在坦克支援下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中国边防部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当时在两国发生冲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方面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边防斗争的决心却坚定不移。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据当时宣称有1.5亿人以上。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从1968年开始中方准备在中苏东部边界进行武装行动。1969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部署3月在珍宝岛进行“珍宝岛反击战”，为在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定基调。

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分队登岛执行巡逻任务。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接近珍宝岛后，列开战斗队形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逼，并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一个小组侧后穿插。入侵苏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向其发出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1个多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1969年3月15日凌晨，苏军边防军60余人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某部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登岛，与入侵苏军形成对峙。8时许，苏军发起攻击，冷营长沉着指挥，坚守有利地形，指挥部分兵力分割苏军，经一个小时激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9时46分，苏联边防军在炮火掩护下，出动6辆坦克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接近，从南北两侧发起攻击，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叉，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坚守在2号阵地上的无坐力炮班长杨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苏军，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使其一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坏。杨林带两个炮班机动射击，他连续击中3辆装甲车，但他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13时35分，苏军边防军纵深炮火猛烈袭击中国防御阵地，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炮击2小时后，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分割其步兵与装甲、坦克联系与苏军近战，减弱其火力，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三次进攻。次日，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共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保卫了珍宝岛。在该日的战斗中，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德莫克拉特·弗拉基米罗维奇（Леонов Демократ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上校阵亡。

17日，苏联边防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向岛上铺设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并拖回被中国边防部队击坏滞留在江叉的一辆T-62主战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将其击退，击毙苏军边防部队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被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1969年3月21日苏方不愿让中国获得这个当时较为先进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层击破，坦克沉入乌苏里江。

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

在珍宝岛冲突中，双方都动用了正规军，尤其是苏方甚至动用了火力强大的“冰雹”式火箭装置。苏方称，是中国人发起了进攻，被苏军守军击退。

1969年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

1969年3月2日的自卫反击作战击毙苏军31人、打伤14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战斗中，中国军人牺牲20人、伤35人，另有1名通讯员失踪。

1969年3月15日的激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抗击苏军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的轮番攻击，激战9个多小时，历经6次较大规模的炮战，粉碎了苏军3次冲击，共击毁苏军坦克1辆，装甲车8辆，击伤坦克、装甲车5辆，击毙苏联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杨辛中校等60余人，打伤80余人。中国军队牺牲12人，负伤27人。

1969年3月17日至4月2日争夺苏军T-62坦克的作战行动，中国军队发射炮弹1900余发击毁、击伤敌坦克各1辆，打死打伤苏军步兵30余人。

整个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军毙伤苏军230余人（苏联公布的苏军伤亡数字为152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

中国军队阵亡71人(统计至1969年11月为止)，68人现安葬于宝清县珍宝岛烈士陵园，齐齐哈尔的西满烈士陵园里有2位，十八站烈士陵园有1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同时，苏联还与美国联系，试探性的提出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苏联同时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并且妄图在共产主义大会上驱逐中国共产党，孤立中国。

1969年6月后，苏联继续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冲突不断。

1969年8月13日出动上百名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侵入中国新疆边境，制造了铁列克提事件，导致中方38名士兵牺牲。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1969年5月24日的声明中指出：“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而今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声明再次合情合理地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全盘主张。中国政府认为，应当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另订平等的新约代替不平等的旧约，而不是就“核定苏中两国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鉴于苏联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该声明指出：“为了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中苏边界上的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小战、大战、核战是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建议：“双方保证维持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段，双方边防人员不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双方保证避免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当局为了使边界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在舆论上，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13日发表声明称：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苏联所谓的“柳条边”，是清朝地方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猎、放牧、采人参。苏联政府随意举出此例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边界，实是缺乏历史常识。

在军事上，继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派兵遣将，由1964年的70万人增加为114万人。其中，战略导弹基地33个，约10万人；陆军师64个，约80万人；空军飞机3400余架，约12万人；海军舰艇800余艘，约12万人。苏军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1969年6月，曾在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等4个军区的范围内进行方面军规模的演习，炫耀武力，进行侵华战争准备。

在边境冲突上，将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6月10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先后侵入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强行驱赶中国牧民的羊群，野蛮殴打、捆绑中国牧民，开枪打死怀孕牧工孙龙珍。中国边防部队在对其发出多次警告而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8月13日，苏军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侵入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副连长杨政林指挥巡逻分队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4小时，虽然打垮了苏军的3次冲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在这次事件中，苏军还打死中国民兵3人，打伤前往增援的中国边防战士12人。

在苏联军方，以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使用核武器，达到所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目的。

苏联政府本来自恃依靠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苏军在中苏边境打几仗就可以威慑中国政府接受它的领土要求，没想到中国并未屈服。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便玩起了另一手：试探从外交上取得进展。从1969年3月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国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急于同毛泽东通电话。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也几次找中国外交部，声称“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中国鉴于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移动，并侦知苏军后方在催他们的前沿加紧准备行动，判断苏军有可能强占珍宝岛，其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因此，中国政府确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面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外交部所拟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后，他指示道：“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由于苏联方面言行不一，缺乏解决中苏争端的诚意，虽有外交接触与磋商，实际却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为了结束敌对态势、实现睦邻友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关注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举动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化解争端，随时准备与苏联就一切问题进行谈判。

1969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前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经北京时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接到柯西金要求到北京的信息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这一要求。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了一些谅解，主要是：举行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要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

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副部长伊利切夫。

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对于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出尔反尔，拒绝履行，一口咬定中苏边界不存在争议地区，不同意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反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甚至根本否认周恩来与柯西金经过会谈对这些问题所达成的明确的谅解。由于苏方代表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一客观事实，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自1978年7月以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处于休会状态。这样，长达9年时间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结果。这是继1964年之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第二次失败。

在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期间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继续不断地制造边界武装骚扰事件，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和伤害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1978年5月9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18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30名苏军登上中国江岸，还打伤中国居民。1979年6月30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新疆领空。1979年7月16日，苏联军人在新疆塔城县铁尔沙地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对这些事件，中国外交部分别发表声明和向苏联使馆送达照会，表示了强烈抗议等严正态度，并进行了交涉。

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这一基本战略态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始终未变。鉴于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顽固态度和在中国边境一再制造争端的事实，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对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2004年，中俄也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了确认。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批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2005年5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批准该协议。根据该协议，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在国防建设上，珍宝岛作战也产生了诸多影响。珍宝岛事件结束后，苏联对中国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此后，中俄两国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中俄双方不断加深联系，现互为战略伙伴关系，此举不仅促进双边关系良好发展，更为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为造福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远远超出两国国家关系的范畴，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世界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邻国、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坚持睦邻友好，战略协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俄关系的升温，中俄边界勘定、中俄东马格拉2.16边境冲突事件的低调处理、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

珍宝岛作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如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这刺激了中国坦克和反坦克技术的大发展，中国开始进行重点进行打坦克的训练，军工部门则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火箭筒、105毫米无后坐力炮等一系列应急装备首先投产，其后一直到80年代。红箭-73反坦克导弹、86式100毫米反坦克炮等都能够有效对付苏军T-62坦克，基本解决了当时的战备需要，中国军队在冲突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在事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尤其是当时非常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手段，而经过多年的奋起直追，中国的反坦克装备和技术储备已位于世界前列。

对于世界而言，珍宝岛事件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可以成为中国的战略盟友，成为了中美关系转变的拐点，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加重，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中美苏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在全球格局多极化，中俄如今已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为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珍宝岛作战胜利证明，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反侵略战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面对强敌的战争威胁，敢不敢奋起抵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抉择问题。珍宝岛战斗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和平环境下，仍然保持了战斗队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这支军队足以抗击任何入侵之敌的决心和能力。

如建国后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越西沙之战、中俄东马格拉2.16边境冲突事件，中国的表现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新中国，面对强权毫不低头，中国军队的英勇善战也让世界意识到仅靠战争手段很难征服中国，直接遏制了阴谋家的战争企图，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