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香港和广州之间的4万平方公里丘陵和水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是一年超过7000亿美元工业生产总值的世界工厂，拥有超过6000万人口的中国最密集的城市群，其中包括中国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广州与深圳，它们构成全球最出色的中国经济两大发动机之一。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增量的添置，，其次才是存量的盘活，而最大的增量就是珠三角。

作为增量的珠三角，深圳特区和广东“四小虎”是过去20多年里的爆发力量，它们主演了南方的改革开放传奇剧目。珠三角的四种模式，为“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添上了好看的一笔。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究珠三角模式的来龙去脉，其演变过程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是本专题“珠三角模式再报告”之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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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机”，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而关于珠三角或珠三角模式的各种断言都不假思索。比如说，“制造困局”已经成为珠三角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面临的最大难题”等等。

“珠三角许多企业已掉进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时企业要想生存，只有尽量在工人头上打主意。珠三角的桎梏，带有明显的“天生”性质，崛起之初，就注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珠三角模式之辩》)

这里所说的珠三角模式，基本上只指的是所谓“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产业，好像这已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珠三角的四种模式

现实中，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珠三角模式”。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有过“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但其时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所谓“珠江模式”主要是指顺德、中山一带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可能称之为“顺德模式”会更准确一些。至于上文所指责的“珠三角模式”，其实更多是“东莞模式”的特点。

但是“东莞模式”只是珠三角多种发展模式中之一种，甚至并不是最主流的发展模式。在珠三角，至少曾经拥有四种以上的独特发展模式，分别为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深圳模式。

即便在上述四种模式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并非“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很早就以“可怕的顺德人”而名声在外，“南海模式”也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而“深圳模式”显然更代表中国应该追求的发展方向。

在80年代论及的中国地方发展模式，大多是以诱发工业化的主导因素而论，即通过何种途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

在珠三角的四种模式中，“南海模式”是最为典型的本土生成型民营经济，珠三角善于经商的本地农民，利用珠三角最先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之便，先从贸易做起，赚到了第一桶金，随即由贸易向上追溯到工业制造领域，并逐步在工业中加入技术研发的因素，一步步提升其产业档次，完成柳传志总结联想的贸-工-技转换过程。南海模式亦可见于广州的番禺、江门的新会等地区。

“顺德模式”在工业化的诱发过程中，基层政府发挥了更多一些的作用。顺德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一些农机工业和缫丝工业的基础，培养了一些小工业经营人才，在80年代率先开放后，县镇村政府对工业化充满了极端的兴趣，鼓励大办乡镇工业，并想方设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本支持，遂使顺德在一些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佼佼者，奠定了顺德的产业竞争力基础；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这些乡镇工业的私有化过程，使顺德转型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地区。中山市的西北部小榄、东凤等镇，以及佛山市区等部分地区，亦具备顺德模式的特点。

就整个城市来说，深圳特区亦走过了一条类似联想的“贸工技模式”，在80年代初特区创办之初，事实上是依靠优惠政策，做贸易起家，奠定了特区的资本基础，之后在1985-1986年深圳特区开始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转向大规模投资工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计划，产业重心由工业向科技产业升级，原有的加工贸易业则向关外的宝安龙岗以及东莞地区迁移。2006-2008年前后，深圳开始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原有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上，产业重心开始向高端服务业转移。在深圳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基本平衡，而在其国资体系中，可以看到本地国资、北京央企与香港央企资本的平衡，在外资中，则可看到港台资本、亚洲资本和欧美资本的基本平衡，而在深圳的民营资本中，则可以看到深圳模式的精华部分：民营创新科技企业群体。

“东莞模式”最多算是“深圳模式”的史前版而已，是从80年代的深圳移植过来的加工贸易体系，至今在深圳的关外宝安龙岗地区，还有大量“东莞模式”的残余，只不过东莞将其迅速地复制和膨胀到几何级数，在规模上做大到让人惊呆的地步罢了。即便是东莞更多地以“世界工厂”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东莞前几年一直在津乐道于自己的“制造业名城”桂冠，但东莞市的加工贸易产业的总产值和总出口额，其实一直没有超过深圳市。更准确地说的话，应该是珠三角东岸地区(东莞和深圳关外地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工厂”。

外界对珠三角模式的指责，其实大多指责的是“东莞模式”，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我们可以总结为“叁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了一个产业体系；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而本地居民基本不参与此一工业化进程，只在为工业化提供配套服务中赚取低层次服务业(房屋或厂房租赁、餐饮、酒店等产业)的利润。

“东莞模式”主要集中于东莞市、深圳的关外地区、惠州的博罗县西部地区以及惠阳、惠东的个别镇、广州的增城市、中山的南部地区及江门的台山等部分地区。

但是“东莞模式”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可以迅速复制并做到可怕的规模效应，由于操作简单，技术含量不高，并且快速地面对巨大的全球市场，这使得“东莞模式”的产业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相当的份额，并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所以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东莞模式”下的制造业在全球发威，横扫欧美日等西方市场，以致于西方媒体盯着的珠三角制造业，似乎就只是东莞，于是乎中国媒体盯着的珠三角模式，似乎也就只是东莞。

“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就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可以说，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

到2008年，当“东莞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时，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认真地打量一下珠三角的其它几种更有价值的发展模式，深圳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尽管这几种模式这些年来也经历了多次演变，与最初我们的理解的，已大不相同，但这种演变本身，已表明了珠三角是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

不仅仅是四种模式

本专题由于着眼于珠三角模式30年演变的梳理，所以才重点选取了顺德、南海、东莞、深圳四种主要代表模式。事实上，珠三角作为9个城市的经济共同体，每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特色，上述四种模式并不能覆盖到整个4万多平方公里。除上述四种模式外，至少还有几个城市的主城区，其经济发展路径并不能归类于上述四种之任一。比如广州、惠州和珠海。

由于80、90年代广州的发展在区域中不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谈及珠三角模式时，较少会涉及广州的部分，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州的重现生机也构成了珠三角发展模式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州的发展路径显然迥异于上述四种模式，而更接近于中国内地传统经济中心城市(类似南京、武汉、天津、上海等城市的产业拓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特点，如果说在珠三角中，广州是与上海最为相似的城市，应该没有人反对。

所谓广州的“类上海模式”，其实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本地大型国有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媾和共荣。

在珠三角，广州是仅有的国有资本处于强有力控制地位的城市，这大部争应归因于国有资本原本在珠三角大部分地区投资较少，广州由于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广东省省会，所有才得到了一些中等规模的投资，并且集中于重化工业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珠三角仍处于轻工业化阶段时，广州正处在它的“大上海沉没”时期，所以在经济特区和四小虎的熠熠星光之下，广州变得黯然销魂。但是当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第二次重工业化时代之后，广州等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在汽车、石化、造船等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得到了回报，广州恢复了勃勃雄心，开始重整旧山河，并意图占据整个区域竞争的制高点。

珠三角东部边缘的惠州市，在90年代也呈现出以国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特点，但与广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老国企不同，惠州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一批新兴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国资企业，以TCL、德赛、华阳等几大国企为主，构成惠州的产业支柱。这几大国企与深圳的赛格集团、康佳集团、三九集团等一起，被学术界称作“南派国企”。

所谓“南派国企”，据总结有几个特点：国家并无巨大规模的投资，而是以较小的投资，从小企业发展起来；企业并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长壮大，而是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而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由一批优秀的国资经理人带领下才得以发展壮大，并建立了较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中TCL集团还于本世纪初实施了“阿波罗计划”，较好的解决了国资经理人激励机制问题。

珠海在珠三角则是个完全的异类。原本处于珠三角边缘地区的珠海，并未能象南海、顺德那样生成本土萌发的工业化条件，但也未能象东莞那样抓住港台资本迁粤的历史机会。因而珠海的发展据说一直被视作珠三角工业化失败的典型。但是换一种角度来看珠海，它其实兼具了深圳模式(以软件、医药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民营科技企业)、东莞模式(以伟创力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企业)、顺德模式(格力集团)的一些特点。虽然从产业密度和集群程度来说，不如深莞南顺四个地区，但是珠海整体的城市发展水平却并不低，以其人均GDP来说，在珠三角仍处于最好的水平之一。

问题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在珠海西区进入新世纪开始引入石化等产业之前，珠海的经济发展是珠三角唯一不以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珠海一直保持了她珠三角最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桂冠，生态体系和城市环境一直得到了较好的保育。倘若不是最近几年珠海急不可待地引入了石化等重化工业，珠海就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模式的要求，成为科学发展的典范。

珠海的际遇也许足以让珠三角人思考：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发展？

珠三角模式的趋同化

诚如接受本报专访的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李贻伟所言，珠三角各个城市的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已在逐渐模糊其个性，展现出“趋同化”的态势。

比如南海虽然以内生型民营资本为其最大特点，但是南海近几年来却也是区域内吸引外资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东莞在十多年外资经济的熏陶之下，本土居民亦开始其创业或资本化进程，当然仍是从其熟悉的配套服务业出发，在餐饮连锁、豪华酒店经营方面形成特色；顺德完成制造业民营化的同时，在商贸流通业的私人创业也蔚然成风；广州、惠州虽然在区域内建立了重工业中心的地位，但是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等区域内多个城市均提出了“适度重型化”的战略，不愿意被中国第二次重工业化进程抛弃。

为何珠三角区域会出现严重的趋同化？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广东省十五、十一五连续10年的大规模投资，使得整个珠三角地区建立起一个高速公路网络，未来还将形成由高速铁路、轻轨和地铁组成的轨道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的形成，使得整个珠三角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城市集合体的趋势，每个城市在这个交通网络的节点上，均不存在被边缘化或中心化的问题，都可以获得高效便捷的运输服务。这意味着珠三角的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无法再强调其优于别人的区位优势，自身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资源流动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会导致资源在区域内的扁平化配置，至少在珠三角区域内会越来越显现出这一特点或趋势。

其二是，自90年代末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政府，均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强势政府的特点。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以弱势政府著称，这也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八九十年代，从省政府到各地市到各县区，广东一向以政府放权、少管事，放手让基层和民间求发展而著名，这种以减少管制、自由放任为特点的治理模式，也是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头2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大法宝；二是在90年代末之前，各城市政府均以财力嬴弱闻名，由于基础薄弱，地方财政没有多少力量去干预经济，即便想强强势，也强势不起来。

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名城市政府都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加之1998年之后朱氏强势推动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欲以房地产业来拉动内需，这等于打开了各城市政府靠土地开发积累地方财力的大门。实力大增的珠三角各地方政府均开始变得富有企图心，以广州林树森、深圳李鸿忠为代表，珠三角各城市开始进入强势政府的时代。

其实基于同样的原因，不仅仅是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泯灭，就是在长三角与环渤海湾、中西部等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城市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均出现了趋同化。也许过了若干年后，我们再谈所谓珠三角模式，是一件极其好笑的事情。因为，没有“珠三角模式”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