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白求恩和珍妮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经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3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安顿下来的当晚，接近午夜时分，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中国艺术家绘制了毛泽东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画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凸显出他高大的身材……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作世界形势报告。这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布朗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逊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工作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战士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白求恩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春夜。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抵达香港时，暂存在那里，眼下已经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一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珍妮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了暴雨，耽搁了两日。几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在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别，竟成了她与白求恩的永别。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调教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励，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1939年5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后来，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她的女儿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正如她在遗嘱中所说的：“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1938年，白求恩便立即提出他要率医疗队去晋察冀边区的请求，毛主席说：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照顾，但那里生活很艰苦。并说白求恩，语言不通，还是留在后方。这时，白求恩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只要批准他组成手术队到前线去，在战地附近实行初步治疗，就可以使75%的伤员免于死亡，而且训练医务人员的工作也只有前线，才更有成绩、更实际。至于语言不通慢慢就会适应。毛主席听后认为有道理，便批准了他的请求，便决定把琼·尤恩留在后方医院任护士长，为八路军培养医护人员。在延安，最初琼·尤恩随白求恩在边区医院手术室协助工作。她认为这所医院与世界上任何其它医院都不一样，因为它的全部建筑都设在窑洞里面，就称之为“窑洞医院“。她在此期间还参观了幼儿园和抗大女生队。这些都对她留下极好的影响，她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幼儿园环境洁净，孩子们在游戏室玩耍，院子里有大沙箱和秋千、滑梯，50多名学龄前儿童，都穿着制服，干干净净的小脸，乌黑发亮的眼睛，在这里唱歌、跳舞。”这里还有她在晋南辗转途中遇到的一些孩子。在女生大队，她还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女青年，一个个身体健康，面色红润，都穿着军服，无拘无束地和她谈话。她们为了抗日，都为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延安而自豪。

1938年6月中旬，琼·尤恩和四、五个护士同路东渡黄河来到山西贺龙司令部的所在地岚县。贺龙、肖克等领导人接见了她，因为许久以前她就读到贺龙等红军将领的传奇故事，而现在贺龙正庄严地站在她的面前，她为之十分激动。琼·尤恩曾作这样的描述：“他个子不很高，宽肩膀，方脸庞，浓眉毛，眼睛明亮，嘴巴大而富于表情，上唇上还有两撇引为自豪的胡子，常含着一只黑烟斗。他是一个像岩石那样坚硬的汉子。”在岚县，琼·尤恩在医疗站协助工作。医疗站当时有三位医生，五位卫生员和一位司药；另外还有二十多名正在培训的卫生员。琼·尤恩不但参加医护工作，还帮助制定了有关换药、包扎、取出弹片、处理小骨折以及接生等操作规程，还给卫生员进行辅导。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后她到长沙，转桂林，1938 年11月20日经越南转香港到达上海。后来她还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了半年左右，医护和抢救伤员，协助培训战地医务工作者，直到1939年6月初才离开新四军部，返回加拿大。琼·尤恩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共一年半之久，她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87年10月31日，琼·尤恩女士病逝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她是中国人民敬爱的朋友，也是一—位受到中国人民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士。逝世后她的子女遵从其母亲遗嘱，护送她的骨灰来到中国安葬。1988 年5月，在河北唐县军城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