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4 20:23
琼斯镇（Jonestown），又译琼斯敦，是人民圣殿农业计划（Peoples Temple Agricultural Project）实施地点的名称。琼斯镇是一个位于圭亚那西北部的农村型人民公社，此公社是1974年开始在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的领导下由众教徒集体开发的。该城镇位于丛林内，距离其东北方的小镇凯土马港约11公里远。1978年11月18日，琼斯镇及其附近凯土马港的飞机跑道以及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合共918人死亡。自此以后，琼斯镇这个名字也成了发生在该地区的恐怖事件的代名词。
随着人民圣殿教的不断扩大，琼斯巨大的个人财富和崇高的领袖地位使他日益地骄纵和敏感起来。在此期间，琼斯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在美国民众心中主张和平与仁爱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质疑。首先，他请求官方批准他的教徒拥有武器，他认为很多教徒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所以有必要建立有武装的自卫组织。其次，他对教派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施以酷刑，并以死相威胁。当有些教徒表示要退出组织时，琼斯便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些人半夜被抓起来遭到毒打。
在少数信众离开教派后，一些丑闻开始曝光，包括琼斯窃取信众财产、假装神迹治愈、严重处罚信众及自称为救世主等。记者、执法部门及政客开始注意琼斯的教派，琼斯的反应是长篇累牍及充满怒意的言论，宣称那些是离教者及外面世界正试图消灭他的教派的谣言。与此同时，更多的前信众透露了教派内的殴打及虐待事件，而一些信众的亲人则坚持他们的亲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迫留在教派内。数名特工人员开始监视人民圣殿教的活动，那些因希望退出琼斯的组织而惨遭毒打的教徒的控告也纷至沓来。新闻界对此颇感兴趣，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要求当局对琼斯及其信徒的活动进行调查。
同一切偏执狂一样，琼斯感到一种强烈的被迫害感。他认为整个中央情报局都在全力对付他，联邦调查局也派出全部保安人员监视他，甚至臆断会受到暗算。琼斯认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有能力改变美国乃至全世界道德观念与经济秩序的组织。同样他也夸大了美国当局对人民圣殿教的监视活动。事实上，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对教主琼斯的虐待行为都不太感兴趣，在当局眼里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1973年的冬天，在莱斯特批评人民圣殿教的报纸文章发表以及八名教徒叛逃之后，琼斯和他的一位亲信教徒准备了一个“立即行动”的应急计划来回应警察和媒体的攻击。这个计划列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包括逃往加拿大或者加勒比海的传教地区，例如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与此同时，一个在琼斯心中已酝酿多年的念头又重新升起：要在一个不会对他进行监视的国家建立一个乡村宗教公社。他最初考虑把它建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建立这样的公社是适宜的。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没有被他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古巴当局所接受，因为古巴人对这伙希望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人持怀疑态度。最终，人民圣殿教选择了南美洲一个不发达的热带国家——圭亚那。琼斯之后研究了圭亚那的经济状况以及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在1973年十月，人民圣殿教的领导者们通过了在圭亚那建立一个乡村宗教公社的决议。
人民圣殿教选择圭亚那，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前圣殿教成员蒂姆·卡特声称选择圭亚那的原因是人民圣殿教认为法西斯主义正在蠕变，察觉到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政府的种族主义。卡特说人民圣殿教最终认定圭亚那，这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南美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提供给圣殿教的黑人信徒一个和平的地方生活。 后来，圭亚那总理福布斯·伯纳姆表示，圭亚那吸引到琼斯的原因可能是“他想要以合作社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这与他创建公社的想法相匹配。” 。同时，琼斯认为在圭亚那的领导层有几位黑人领导者,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国家的狭小和贫穷也可以让琼斯很轻易地产生影响和获得政府的保护。
1974年，琼斯和人民圣殿教的教众与圭亚那的政府官员一同抵达了圭亚那西北部的一片区域。随后他们签署了一份租约，琼斯从圭亚那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片超过3800英亩的丛林土地。这个地区位置偏远，土壤贫瘠，甚至是拿圭亚那当地的标准来比较。最近的水源离那里也有约11公里的土路路程。离那里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并拥有一个简易机场。尽管这是一个闭塞的山区，到处是难以涉足的森林，但它的位置十分理想，而且有可供小型飞机起降的机场。
第一批前往该地区的是清理场地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随后是木匠和各种技工，他们建起了房屋并进行各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最后，当具备居住条件后，妇女和儿童整家整家地搬去了。琼斯让人为他用上等木料建立了一幢舒适的房屋，里面装有空调设备、冰箱、电视机、收音机及其他一切可以使他在丛林中生活得更加舒适的设备。这些新的垦荒者们在丛林中扎下营寨以后，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建起了一个农业生产组织。他们种的蔬菜和水果获得丰收，自给有余，因此可以拿出一部分到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出售，而那里的食品供应总是短缺，出售农产品所得的钱足够支付这个乡村公社的开销。
营地建立一周以后，琼斯将所有的教徒召集在一起，提议将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移民点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琼斯镇”，他的提议在一片热烈而充满兄弟般情谊的气氛中得到了一致赞同。起初有500名教徒参与了琼斯镇的建设，人民圣殿教不断鼓励其他教徒迁往正式名称为“人民圣殿农业计划”的琼斯镇。琼斯将琼斯镇描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和逃离媒体监控的避难所。1976年，圭亚那政府正式承认了与人民圣殿教签署的关于租出3000多英亩的土地用于琼斯镇建设的协议。
1974年，圭亚那政府批准了人民圣殿教进口货物免税的申请。同时，通过向圭亚那海关缴纳一定的费用，圣殿教能够自如地进口武器和毒品而受到海关的保护。相对大量的圣殿教教徒迁入圭亚那破坏了圭亚那政府为防止人口流失而指定的严格的移民制度。为此，琼斯与政府签署了允许圣殿教教徒大量移民圭亚那的协议。为了获得圭亚那政府的许可，琼斯声明他的信众都是技艺纯熟并且具有进步思想的，同时他还展示了一份含有50万美元的信封并宣称他会投资大部分圭亚那的教堂。为了迎合琼斯，圭亚那政府不仅放宽了移民限制，同时又制定政策限制了人民圣殿教叛逃者的离开并吊销了圣殿教反对者的护照。琼斯声称要把琼斯镇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像许多限制移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苏联、古巴、朝鲜一样，琼斯不允许教徒擅自离开琼斯镇。
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设立了办公处，在那里与伯纳姆以及其他圭亚那高官进行了大量的会谈。1976年，圣殿教教徒迈克尔（Michael Prokes）要求伯纳姆接受琼斯作为一名国外权贵享有和美国高级官员同等的待遇。琼斯曾经与加州副州长默文（Mervyn Dymally）一同访问伯纳姆，会后默文写给伯纳姆的一封信上称琼斯是“世上最美好的人类之一”并表明对琼斯镇的拜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都不遗余力地宣称他们对伯纳姆的人民全国大会党的忠诚。一位圣殿教教徒，保拉·亚当斯与圭亚那驻美大使关系暧昧。圭亚那总理夫人维奥拉·伯纳姆也是人民圣殿教的狂热支持者。伯纳姆曾经声称，1977年九月当副部长托勒密·里德前往华盛顿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时，蒙代尔曾问他：“吉姆怎么样了？”以此来向里德暗示他对琼斯的近况很感兴趣。
1977年的夏天，琼斯和几百位圣殿教教徒迁往琼斯镇以逃避来自旧金山媒体针对圣殿教房产调查的压力。琼斯离开的那天晚上，新西部杂志的一位编辑向琼斯阅读了即将出版的由马歇尔·基尔达夫所写的前教徒的详细指控。1978年，琼斯镇顶峰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1000人。
许多人民圣殿教的成员相信圭亚那会如琼斯承诺的那样，变成一个人间天堂或完美的乌托邦。大移民之后，琼斯镇变得拥挤不堪。
琼斯的到来，使得琼斯镇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前开拓者们所看的从乔治敦送来的娱乐电影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由苏联大使馆提供的反映苏联生活的宣传短片以及有关美国社会问题的纪录片，有关例如美国老年人的生活，越战老兵为适应城市生活所做的种种努力之类的内容。官僚主义的种种需求过度压榨了本该用于其他方面的劳力资源，使得住房失修，杂草丛生。学校的学习以及为成人举行的夜间演讲变成了琼斯关于革命和敌人的讨论，主要关注苏联的联盟，琼斯的危机以及蒂莫西·斯托恩（Timothy Stoen）“唯利是图”的品性。
在开始几个月里，人民圣殿教的教众从早上六点半工作到下午六点，一个星期工作六天。1978年，吉姆·琼斯的健康状况恶化之后，玛瑟琳·琼斯开始掌管琼斯镇的日常事务，工作时间被减少到每周五天和每天八小时。
在各种生活便利唾手可得的城市中，教徒们每星期日在教堂聚会一次的共同生活与在艰苦条件下的共同生活完全不一样。琼斯镇的年平均气温在摄氏35度左右，闷热潮湿，蚊虫孳生，不习惯丛林生活的人感到窒息和烦躁。此外，在日常生活劳动、房屋分配及个人金钱等方面的矛盾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那种被教徒们倍加推崇的和平与理解、平等与博爱的理想环境，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他们之间也常常为一些区区小事，或是因为性格不同，或是因为过于繁重的田间劳动而发生争执，从而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和道德准则。琼斯察觉了这一点，并很快意识到：如果不制止这种有害的行动，他的信徒很快就会纷纷离去，最终只能剩下一些狂热分子。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打算由此造就一批新人，一批摆脱了资本主义体制和腐朽的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恶习的新人。每星期有两三次布道，此外还开办了学校对教徒进行训导教育，而这些活动是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后进行的，并常常持续到深夜。在那里琼斯的能力和才智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为公社成员排疑解难，并将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他使信徒们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步改变世界的面貌，他称他的信徒们是和平、仁爱事业的开拓者，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把他们作为社会改革的先驱者载入史册。他们受到上帝的启示，从事这项将被后人推崇的伟大事业，他们将得到永生，因为生活在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的后人会永远将他们铭刻在心里。
他的冗长的演说产生了积极作用，教徒们努力地加强内部团结。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黑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迫害，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晚上，教徒们常在充满着兄弟情谊的气氛中共进晚餐，也召开关于世界未来的讨论会。他们到处张贴标语提醒人们要关心他人，要抛弃一切成见互相友爱，要给教派每一个成员的劳动提供帮助。
由琼斯亲自录制的新闻报道是每天持续广播的一部分，由琼斯镇广播塔塔顶的喇叭播报，这样所有的教徒都能够整日整夜地听到琼斯的声音。琼斯的新闻报道总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棍，同时以一种积极的语调报道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例如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伟大的革命领袖，朝鲜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罗伯特·穆加贝（“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理念对津巴布韦人民的鼓舞而闻名于世…一位革命英雄” ）和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的人们所烦扰” ）。
琼斯镇与外界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是一台短波收音机。从日常的供应订单到机密的商业来往，所有与旧金山和乔治敦的语音交流都是通过这台收音机传递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指责人民圣殿教存在技术违规并且将业余频率用于商业目的。因为这台短波收音机是琼斯镇唯一有效的非邮政通信工具，人民圣殿教认为FCC威胁撤销其操作员执照的行为威胁了琼斯镇的存在。
琼斯镇的土壤非常贫瘠，无法做到自给自足，需要进口肉类等大量的日用品。圣殿教的教徒住在狭小的公共房屋内，有些房子的墙是用棕榈叶编织而成的。教徒们每天吃的食物一般只有大米、豆类和蔬菜，偶尔才会有少量的肉酱和鸡蛋。尽管理论上来说琼斯掌控着数百万美元圣殿教基金的使用权，他仍然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但是他的房间内有一台冰箱，时常装着鸡蛋、肉类、蔬菜、沙拉和软饮料。在1978年2月左右，疾病问题，例如严重的腹泻和高烧，影响着琼斯镇半数人的健康状况。
琼斯建立了一个类似私人卫队的组织，由30人组成，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琼斯声称采取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外部的袭击，但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内部发生的骚乱，至少可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镇压。一般来说这一组织不公开携带武器，武器储藏在一个行动十分便利的房子里，闲人不得入内。这支小部队的建立使公社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微型国家。管理机构由琼斯的心腹组成，而他作为独裁者，拥有武装力量，可以对任何企图反抗的人进行镇压。对儿童的教育工作由琼斯负责，或者说由“国家”进行领导。所有的人都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奖赏，生产出来的利润全部落入管理人员的手中。
在琼斯镇中先后发生过几起逃亡事件，有些相互爱恋的青年因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企图从丛林里逃到圭亚那首都乔治敦，然后打算从那里再回到美国去。但所有的人都被琼斯的卫队抓住带回营地，对他们的惩罚惨不忍睹。琼斯的卫队大施淫威，当众拷打他们，杀一儆百。所有的人，至少可以说大部分人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并且责骂那些藐视琼斯威严的年轻人。同伴之间互相检举揭发已司空见惯，如果有谁未能严格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就会被同室的人揭发。任何一点越轨的行为都会被告发，所谓兄弟般的情谊，其实不过是伙伴之间互相告密的约束。
一些当地的圭亚那人，包括政府官员后来证实了残酷的殴打和一种名为“酷刑洞”的井的存在，这种井是用来关押那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孩子们的。孩子们逐渐屈从于公共的照料，尊称琼斯为爸爸，一些孩子有时只允许在晚上简短地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见上一面。琼斯也被成年人尊称为父亲或爸爸。在琼斯镇存在的时间里，公社的育儿室共有33个婴儿出生。
美国的政府组织每月向琼斯镇的住民提供合计高达65000美元的社会福利金，而这些钱都移交给了人民圣殿教的管理层。1978年，美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的官员在多个场合采访了这些社会保障的受助人以确保他们没有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在接受大使馆采访的75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被迫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或是被强迫在移交福利的支票上签字，或是想要离开琼斯镇。到1978年末，据估计人民圣殿教的财产已达到了约两千五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