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对空间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他一生中在不少城市中生活过，如柏林、法兰克福、巴黎、马赛、弗罗伦萨、那不勒斯、莫斯科，他善于从空间透视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波德莱尔使本雅明懂得，在一个城市中溜达闲逛就是在发现空间位置的意义，而不是时间进程的意义。本雅明赞扬超现实主义，认为它把时间进转变成了空间，把不可避免的历史变迁变为神秘的当下构成的世界。在时间中，人是被动的存在物，但在空间中，想象力能够移动他的肘，向各个方向伸展，把单个自我化成众多自我。

本雅明是个独特的“收藏家”，他喜欢藏书，不只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在其中游荡。书，对他来说，是历史的沉积，或者说物质化，书使得历史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把玩。他是这样看待人与书的关系的“不重功能与实用，不讲究有用，而是把书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对于一个收藏者，最大的诱惑就寓于最终的快感，即拥有者的快感之中，在于将一件件藏品锁入一个魔圈，永久珍藏。每个回忆，每个念头，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座，支架和锁钥。

瓦尔特·本雅明把马克思的格言推向一种有趣的极端。他对历史所进行的弥赛亚式的阅读，使他对现世的救赎失掉了信心，卸掉了全部目的论的希望，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辨证力量来寻找在历史生活的黑暗之中，在堕落后的痛苦和悲惨中获得拯救的征兆。历史越把自己表达为受辱的、贬值的、萧条的，以及德国悲剧精神已经枯竭的世界，它就越成为一种反面的标记，标示着在历史舞台之外痛苦地等待完全不可想象的超越。在这种条件下，时间被折叠到空间中去，退化到使人极度痛苦的重复性空间，以至于对于它的边缘性焦虑来说，带来拯救的神的显现就成为可以想象的了。没落政治的渎神秩序是弥赛亚时代的反方面的印记，在公正不是来自历史的坟墓而是来自于它的废墟的那一天，它会把自己显现出来。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反对着它自己最终的目标，因此，对于本杰明来说，天堂的神灵的踪迹就能够在它自己的彻底的对立面中被发现--在无尽的灾难中它是世俗性的，被称之为进步的风暴从天堂吹来。来自历史命运的最低点，在一个不断增长着疾病和无意义的社会秩序中，公正社会的形象可以隐隐约约地分辨出来，通过异端的解释，已经死亡的头颅转变为天使般的面孔。对于犹太教的禁止圣像（Bilderverbot）来说，只有这样一种否定的政治神学才能保持住真实，它禁止一切关于未来和谐的雕刻成的偶像，包括艺术中的这种形象。只有艺术作品的碎片，那种拒绝审美外观以及象征的总体性诱惑的碎片，才有希望通过对它们保持绝对的沉默而表示出真理和公正，突出它们在世俗时间中未得到挽救的痛苦的地位。

卢卡奇反对人工制品商品化，本杰明则以一种汪洋恣肆的辩证法，从商品形式本身中召唤出一种革命的美学。悲剧的空洞的、石化的对象，它的意义已经流失，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就像商品一样，仅仅在空虚的、同质性的时间中作永恒的重复。这种无活力的面貌，分裂为最小单位的风景，不得不在寓言化符号、已死的文字或者没有生命的手稿中第二次具体化。但是内在的意义已经从客体中流失，由于卢卡契所支持的表达总体的瓦解，任何现象都可以通过寓言家足智多谋的策略而产生出来，以一种为神命名的渎神的模范方式 表达出其他的东西。寓言模范平整的、效力相等的商品，然而却释放出一种新鲜的多重意义，因为寓言家在废墟中挖掘曾经相联系的意义，用一种惊人的新的方式来处理它们。神秘的内在性得到净化，寓言的指涉物能被修复为适宜于多样性的使用和阅读，以希伯来神秘哲学的方式作出违拗而非诽谤性的重新解释。客体失落了内在的意义，在寓言忧郁的注视下放弃专横的物质性能指，具有神秘性的字母或片断从单一意义的控制下转变为寓言的力量。客体已经从它们的语境中消失，然而可以从靠近它们的地方采撷出来并且编织成一种疏离化的一致。本雅明从希伯来神秘哲学的解释中掌握了这种技术，而且在先锋派的实践、蒙太奇、超现实主义、梦境（dream imagery）、史诗剧中又发现了它的合理性，也可以在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对事物真义的顿悟，波德莱尔的象征式的密切关系、以及本雅明自己着迷于收藏的习惯中得到证明。对于本雅明后来的机械复制理论而言，这也是一种灵感的根源，在这种理论中，每一种技术都滋生出异化，通过辨证的编织，就能剥除文化生产的恫吓性气息，使它们在生产的手段上重新起作用。

自我表达

星座化的认识论必然与笛卡尔式或康德式的主体性异质性来保持它的分离性因素。关于经验和知解力的康德式的划分是超验的；对事物的被损坏、受抑制的物质性而言，这是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论上的公正，它从抽象思想思想转化为形象的过程中，它具有某种伊甸园状态的特质，这种特质将词语与对象自然地合而为一，也就是自然和我们还没有跌入到认识理性之前的那样一种人性的前历史的和谐。

可以说，本雅明的星座化概念本身就是自足的，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可以把它溯源到希伯来神秘哲学、莱布尼兹式的单子以及胡塞尔对现象的回归，它也掠过超现实主义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重新塑造，勋伯格的音乐体系，以及整个微观社会学，正如阿多诺或本杰明自己关于巴黎的研究著作所谈的那样。过去和整体的转换性关系已经被建立起来。在这一类微观分析中，个别现象由复杂的多元决定所掌握，作为一种神秘的代码或者谜语般的画谜，一种极端简略的社会过程的形象，有洞察力的人将被迫放弃努力。可以认为，象征化的总体性在这种选择性的思想模式中久久地回荡；但是却较少接受方面的问题，对象作为某种给定的直觉对象，不需要通过精神劳动来重构它。这种方法表达为一种诗学或小说社会学，在这里，总体性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种难懂的书写形象的花纹；在这个范围内，它表达一种社会性探询的审美模式。它产生出审美表达的其他方面--不是作为某种象征主义的固有部分，甚至也不是以卢卡契的方式把它们作为复杂的媒介，这可以成为对总体性在有力地控制特殊性方面把分析和复杂性加以简单化的指责。相反地，它建构一个苛刻的经济对象，并拒绝同一性的引诱，允许它的构成要素在它们的矛盾中彼此照亮。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学风格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例证。

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密切合作中所产生的星座化的概念，也许是现代理论在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方面的最引人注目的、最有独创性的努力。它对妄想狂式的总体性思想进行了致命的一击，虽然一部分思想家仍然仅仅赞美经验性的碎片。星座化的概念改变了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击中了传统美学的要害，在传统美学中，细节的具体性是无法与总体性的有机力量进行真正的抗衡的。审美就这样转变为反审美：想象上的艺术与逻辑思维自我同一性整体性中，苦于无法摆脱自我同一性，仅仅在深度和丰富性上显现同一性。他的席勒式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种矛盾的总体性；决定每一对矛盾的是由其他矛盾所形成的统一体；矛盾的真理也就相应地统一了。这就很难思考更复杂的矛盾。

决定论理性主义的价值等级，它倾向于推翻客体的各种因素相互均等的看法--这种方法在本雅明的著作中有时被贯彻到极点，这些著作谨慎地探讨了上层建筑偏离基础的中心部分的原因，这使他战胜了来自于思维更为严谨的阿多诺的责难。那些天生就不相信等级概念的激进分子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美学就像种族隔离一样重要。总体性观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引导，例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制度处于更中心的地位--以便避免纯粹是简单概念循环的社会形式，因为在这种理论中，每一个层次看起来与其他层次都是等价的，政治的干预可以被武断地决定。大部分政治上的激进派，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都受到某种等级决定的观念的制约，例如相信意识观念的改变比社会制度的改变能更快捷地改变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态度。总体性的概念提醒我们，结构的局限最终影响政治行为改良主义

在最危险的时刻，本雅明对于傲慢的历史主义叙事作出了过于强烈的反应；如果考虑到历史本身，拒绝这样的目的论、弥赛亚风格和内在的否定，的确并不困难。本雅明的评论者们称赞他的反目的论，也许并不是不加区分地赞同亵渎。本雅明的历史的想象的丰富内涵由于它的灾难论和启示论而有所损害；因为如果人类处于极端危险的历史之中，历史已经降低为异化形象的偶然的闪现，那么他们的解放就几乎不涉及审美化，而是认真而且系统的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本雅明知道可以把布莱希特的著作读作内在的标语：使用你所能够使用的，收集你所能够收集的东西，因为你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掌握它。但是这种有价值的特殊战略的必然结果会成为一种无能的折衷主义，在布莱希特的消极方面，它同时成为左翼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本雅明的魅力伴随着历史的瓦砾，伴随着古怪、异常和废弃物，虽然对狭隘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作了必要的纠正，同时也冒着被僵化的危险，就像某些现代理论那样，成为意识形态的颠倒的镜像，用理论上和谐的散光来代替近视。

概念和身体的重新结合

概念和身体的这种重新结合是一种传统的审美偏见。在本雅明看来，语言根植于行动，缺乏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因而它根源于感性形象的材料，只能跟随在理念之后。他在我们更内在的身体性的交流言语中，发现了摹仿性表达话语的踪迹，就像马拉美的美学或者那不勒斯的手势语言那样。对于巴洛克

极端现代的技术论

本雅明的思想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他企图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怀疑论眼光来证明他的唯物主义勇气，这就与作为普鲁斯特的翻译者以及作为莱丝克娃的恋人的本雅明不相一致了。本雅明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有一种左翼功能主义和胜利主义的情调，这使得他把身体视为工具，是有待组织加工的原料，甚至把身体视为机器。关于这一点，看来不会有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更为接近的理论了，巴赫金的狂欢化也有相似的流动性、复调性、分离性的身体，但它用丰满的感性来否定所有的工具性。如果美学的建构在启蒙时代是以一种谨慎地把身体重新投入到危险的抽象话语中去而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革命的完满逻辑中达到巴赫金的水平，因为身体的利比多实践炸开了语言的理性、统一性和目的性，成为许多多余的碎片和片断。巴赫金把原来极为微弱的审美冲动推到一个奇异的极端：这位夏夫兹博里伯爵及其追随者最初是受到美丽的玻璃窗里的感性形象的引诱，已经成为一个污秽而废话连篇的可笑之徒，用粗俗的、无耻的身体唯物主义——肚子、肛门、生殖器——粗暴地对待统治阶级的文明。对于短暂的、政治上特许的瞬间而言，带情欲的人起来造反并且拒绝理性的铭文，他以感性反对概念，用利比多抵御规律，在斯大林主义专横的独白中唤起放肆的、符号学的对话。就像星座化一样，狂欢化也涉及向特殊性的回归和不断地超越同一性，越过身体的边界，用色情的因素使它与其他人结合起来。也像星座化那样，狂欢化把事物变成非同一的，以便预示友好而和谐的黄金时代，但是拒绝关于这一目标的所有僵硬的形象。辨证的狂欢化形象领域（诞生/死亡、高级/低下、自我毁灭/更新）把身体重构为凝聚性的，为此而把物体有机化，这也是本雅明所追求的。

对于他的严峻和忧郁来说，巴赫金的观点并不是与本雅明不相干的，本雅明把史诗剧的陌生化效果

审美愉悦。法西斯主义革命传统提供某种模式的无意义记忆。从话语到感性形象的嬗变、身体语言新事物历史时间以及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些救世的推动力仍在很微弱地活动着。像波德莱尔那样，通过仍然没有被阶级分裂打上烙印的隔代遗传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罕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不是让他安静地躲在一个固定的夜晚，而是驱使他流落整个欧洲去体验震惊。

瓦尔特·本雅明还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建树。在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对艺术现代性的思考是他后期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他关于“光晕”(aura)这一概念的阐述。随着他的著作被整理发表和翻译，他的这一新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本雅明的理论中，“光晕”、“光晕艺术”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综合本雅明的表述，“aura”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它有一种神秘性。艺术由于其诞生的原始时代与巫术祭仪的紧密关系而具有崇拜价值，“光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崇拜价值内在的神秘性有关。二是它具有一种模糊性。“光晕”是一种可以意会但很难言传的感觉，它可以打动你的心灵，使你陷入沉思，但你却很难准确地说出这种感觉是什么，这与“aura”本身的丰富复杂性相关。三是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因为艺术品的问世是即时即地的，与创作者本人的艺术思维紧密相关，所以它独一无二。唯有这种独一无二才能构成艺术品的历史，组成艺术品的原真性。四是一种不可接近性和膜拜性。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距离感，鉴赏者只有在理智上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要设身处地，又要避免物我的完全交融，才能体会到其原真性和独一无二性，才能被其吸引并打动，从而在感觉上生成一种亲切贴近感。“光晕”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当艺术的独一无二性开启的距离越远时，越会赢得人们的亲近。

可以看出，本雅明的“光晕”理论是囊括哲学、艺术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复杂概念，探究其概念蕴含的美学意义，对于理解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他的未完成的作品和独特的洞见对阿多诺、恩斯特.布洛赫和多尔夫.施特恩别尔格，乃至当今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而富于启示性的影响。本雅明在世时颠沛流离，在事业上也不算成功，但当那些生前声名赫的名人达贵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本雅明却声名鹊起，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公正吧！

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本雅明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在此就获得了某种暖味的伦理态度。暖味正是本雅明的特牲之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主题，他的著述，他的信仰，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不是确定的，都是难以分类的。真正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辩证融会，正是这种融会，留给了20世纪一个巨大背景和一个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