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日军寻找借口，从朝鲜会宁出兵侵占了龙井、延吉等地。时任东北陆军第二十七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吉兴与汉奸熙洽沆瀣一气，开始逐渐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熙洽一方面要求部下避免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派人向日本侵略者表示妥协。随后又迫不及待地于10月下旬正式向日本侵略者降服，将延吉镇守使改为延吉警备司令部，自任司令。至此，延边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

日本侵略者控制延边后，迫不及待地企图尽快贯通延边境内铁路，并为此实地勘察测量。于是1931年11月末，熙洽打电话给驻扎在延吉县瓮声砬子的王德林，令他协助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修筑铁路进行勘测。

1931年12月7日下午2点，荷枪实弹的日本“三友敦图铁路勘测队”7名队员强行爬上瓮声砬子。砬子上有“老三营”的炮台，有士兵把守。山脚下便是“老三营”的兵营，有一条壕沟从兵营一直通到炮台。测量队的日本人，拿着望远镜硬要到炮台前观察地势。周德才和徐大成两个哨兵当即阻止。但日本人拒绝下山，骄横无理，激怒了两个哨兵，几次发出警告，日本人仍然往前挑衅。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为了军事重地的安全，为了阻止吉会铁路的全线贯通，史忠恒下令开枪击毙了两名日本武装勘测队员，这一爱国主义壮举史称“瓮声砬子事件”。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瓮声砬子事件”，中共东满特委就此于12月18日发表了《中共东满特委为瓮声砬子事件告民众书》和《告士兵书》，提出“中朝兵民联合起来，举行游击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号召爱国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组织罢工罢课，声援支持爱国士兵的正义行动。

日军武装勘测人员遭到“老三营”哨兵的严厉回击，这使日本驻龙井的特务机关长河野蛮次郎恼羞成怒，随即对吉兴进行威胁。面对日军的胁迫，吉兴完全屈从于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派人到明月沟进行调查，并向侵略者道歉。随后与熙洽商定，向在“瓮声砬子事件”中被击毙的两名武装勘测队员每人发给3000元“抚恤金”，以示赔偿。

吉兴等人的卖国行径，激起了“老三营”爱国官兵的强烈愤慨。国难当头，他们深知一旦修通吉会铁路，只要24小时，日本军队既能布满铁路沿线的全部要塞。王德林深感责任重大：“非牺牲不能求安全，非奋斗不能求生路，驻防延吉，适当其中”。他主动自己承担“瓮声砬子事件”的全部“责任”。

面对“中日联合检查团”的欲加之罪，王德林正气凛然：“炮台是军事重地，日本人强行爬上炮台才被打死，纯属正当执行任务”。遭到痛诉的日本侵略者无言以对，不得不承认是“误会”。

“瓮声砬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胁迫大汉奸、伪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熙洽将“老三营”调防吉林。1931年12月中旬，延吉旅部传令，将“老三营”改编成一个团，王德林升任团长，立即开往吉林换防。但“老三营”全体官兵开到敦化便拒绝调防，王德林带领全团官兵，改变行军路线，向额穆县城(今敦化县额穆乡)进发。

后到延吉县小城子和蛤蚂塘前、后河（今属汪清县）。1932年1月，在中共延吉县委选派的李延禄帮助下，终于使王德林等下定了适时举旗抗日的决心。1932年2月，王德林在小城子以“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为宗旨，正式宣告成立抗日救国军，也称中国国民救国军或东北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总指挥，吴义成任前方司令部司令，李延禄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批补充团团长。

王德林成立抗日救国军，高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帜，顺应了国难当头之际，广大爱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历史潮流。在救国军成立不久，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人，共编为3个团，另设1个独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