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30 12:41
说到瓯绸，不能不叫人想起温州地区长期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高机和吴三春。传说明嘉靖年间，平阳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织绸名手叫高机。他织的绸花纹新颖，色彩鲜艳，绸面细密光泽，被誉为“高机绸”。他不仅在本地织绸，并且受聘到龙泉等地织绸。民间还流传着“瓯绸瓯绸，高机起头”的谚语。这个传说后又被温州地方戏曲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
温州位于东海之滨，气候宜人，雨量充沛，适宜种桑养蚕。在古代，蚕丝生产一度比较发达。西晋时代，曾出现过“城郭桑园成片，采用土丝缫丝”的局面。据南朝郑缉之《永嘉郡记》记载：永嘉有八辈蚕：珍蚕、柘蚕、蚕、爱珍、爱蚕、寒珍、四出蚕、寒蚕，因而有“八蚕之乡”之称。这为温州早期各类丝绸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远在宋元时期，温州生产的绫、绢、绸就很出名了。宋嘉定间，温州已有机织户，“嘉定五年，除驾员外郎。去之日……有机户尝被徒，亦手织锦字大帷颂德政。”（见杨《慈湖遗书》）。机户的出现，说明当时有部分农民已经脱离原始农业生产，独立从事手工业，并由家庭副业向专业化发展。元至元间，温州设有官营织染局，局内立有专业匠籍，子孙世袭，不得改业。那时在平阳，民间缫丝业十分发达。这在元代平阳人王虎臣所写的《缫丝行》一诗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明代是瓯绸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根据弘治、嘉靖《温州府志》载：当时温州府织染局每岁额造常课，均为“各色花素串五苎丝二百六十五匹，内织金胸背花五十四匹，六侧八宝骨云朵七匹，光素二百零四匹”。万历元年（1573），温州府在德清坊设立了织染局，派官监造宫廷中所用的丝织品。当时的工匠制度已采用轮班和住坐两种方式，每年规定出产各色瓯绸数量，从数十匹至200多匹不等。可见当时的瓯绸生产已十分发达，并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高的技术，品种也较多。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潞油小方，温州方绸，皆独织者。”这里的“方绸”，即瓯绸的瓯巾。
瓯绸在温州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温州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面对困难敢于拼搏。温州的蚕桑业虽然在南朝时一度比较发达，但到中唐以后开始衰退，至宋代仍处于低落状态。原因是温州土壤大多为涂田，土性浇薄，不宜种桑。但宋政府又规定农民交纳赋税，以绢代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只好忍痛用高价到外地买丝织绢，也有一部分农民克服困难仍坚持种桑养蚕，甚至自愿从外地买进桑叶和蚕种，进行育蚕缫丝。故当时温州知府何伯澄曾说：“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丝旁郡为苦。”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农村情况仍然如此：“温州不产桑柘，虽有植桑者极其垦锄之力，亦枝短弱，高不过数尺，叶亦稀细”，织绸者“悉仰于衢婺之丝商”。在这“地不宜桑”和外地丝成本高的情况下，温州人动脑筋把开发重点放在改进与提高织丝技术上，“机杼之家，涩于买贵，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赢”，产生了“女子夜织，男子以织名家者相望”的现象。当时的瓯绸织工，上等手一年工钱为四十八两银子，最低的也要二十七两，一般为三十二两。就这样，温州人克服种种困难，在成功创造缂丝的基础上，又蓄意创新，刻苦求精，使瓯绸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又一件名扬世间的纺织品，体现了“地不宜桑而织?工”的创新精神。
瓯剧名剧《高机和吴三春》，写的就是高机被聘于龙泉绸商吴文达家织绸，后与其女吴三春相恋的悲剧故事，被称为“温州的梁祝”。1964年5月，郭沫若先生来温州考察，我当时在市文化局工作，曾陪同观看瓯剧《高机和吴三春》。郭老为此写过一首五言诗，其中对瓯绸也倍加赞赏：
瓯绸本无花，添花在锦上。
上织并蒂莲，下织双鸳鸯。
利剪剪裁之，制就新衣裳。
衣被天下人，百花颂齐放。
到了清代，瓯绸又有了新的发展。康熙年间，瓯列为帛属之首（见康熙《永嘉县志》）。瓯，即瓯绸，又名温。乾隆《大清一统志》载：，染五色丝织成，名温。据古镜水所写的《鄞中日记》：“物之出产各有擅长，如杭纺、湖绉、潞绸、东茧、瓯绸、广葛等，自可单行。前客四明杨观察署中，适有馈瓯绸。其名雪里青、火里烟、出炉银之类，似觉精彩独擅。又一种正侧互看，色彩炫变，此即所谓‘闪色’也。”（载自黄汉《瓯乘补》卷三“物产”引）这段记载，向我们传递了三方面信息：一是清代的瓯绸，已与杭纺、湖绉、潞绸、广葛等齐名；二是瓯绸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技术精湛，凸现与众不同的风格，获得人们喜爱；三是瓯绸产品不仅在本地，而且远销外地。
瓯绸的发展，促进了织绸业行会的建立。道光二十二年的“温州丝绸业行规”，就有“受雇于某一作坊主的工匠，不得私给别人做工，违者罚戏一台、酒一桌（十人）”；“偷窃雇主的丝，以革除本行为惩”；“购买赃货者，罚戏一台及宴请十人以上”；“对东家负债未清的工匠，任何雇主不得雇用”；“有三台织机的织户，只许带两个徒弟，不准多带”等各类规定。
光绪年间，是瓯绸发展的最盛时期。“帛之属，有瓯，一名瓯巾”。当时温州拥有瓯绸作坊60多家，织工（不包括辅助工）200多人。“土产温绸，岁入数十万。”（见光绪十五年《浙志便览》）。最高的年产量达到7万余匹，产品销至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还远销亚洲诸国，如印度、朝鲜和南洋群岛等地。
据调查，光绪年间温州较有名的一间瓯绸作坊是鼓楼下的严日顺，坊主严笑儒，曾考中禀贡。时因科举将废，国势日衰，有识之士纷纷转向工商实业。笑儒无意功名，遂改儒从工，自行开发织造瓯绸，自产自销。“瓯绸之色彩花纹为东瓯特产，高雅贡品，是为独家始创者。”（摘自《百岁老人严琴隐家传》手稿，严琴隐系严笑儒之子）又据现年82岁的严文达（亦为严笑儒之子）回忆：当时严日顺瓯绸作坊位于鼓楼北侧，坐西朝东，约占三亩余地，建有一座二层楼房。这里既是作坊，又是住家，也是温州有名的严宅。楼上全是工场，摆满大小不同的木织机，最多时雇有100多名工人。在城区，尚有其他瓯绸作坊，如陈恒顺、叶永泰、丁永发等。
当时的瓯绸是手工生产，工人们用8个脚踏的织机生产，其原料是染成各种颜色的熟丝，主要产品为被面与巾帕等，规格每匹绸约长二十丈，阔仅一尺三寸。各种日用的巾帕则大小不同。这些以双丝织成有彩色纹理的瓯绸，其纹如锦，十分惹人喜爱，逐渐成为温州人的服饰民俗。
古诗
特色鲜明 人间佳品
瓯绸自诞生以来，经过温州历代工人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它在民间流传经久不衰的原因。
清乾隆时期诗人王又曾对瓯绸情有独钟，曾写过好几首《咏瓯巾》的诗，如：
三尺瓯江水，盈盈剪一方。
纵横围作格，朱碧灿成行。
几净敲棋可，春湿拭汗芳。
封书频寄与，别泪远传将。
此诗生动地概括了瓯绸的艺术特色：
轻薄而柔软、飘逸而光滑、轻盈如水
诗人把瓯绸形容为“盈盈瓯江水”，比喻准确，形象逼真。人们喜欢用瓯绸做被面，盖起来柔软舒坦；还特别喜欢用瓯绸做成的瓯巾。瓯巾的绸面窄，花纹可随织工心意自织，花色多样，图案多彩，在民间十分畅销，如做手帕揩汗，做台布铺茶几和做镜罩等，因其绸面光滑，不易沾上灰尘，用起来均很惬意。瓯巾还可作为信物，放在书札中寄给远方的情人，以表思念之情。
纹理细密、图案排列有序
“素丝经纬，彩线横纵，织就一方文绮。”其中用得最多是回文，亦叫“回纹”，指传统织绣的纹样。以横竖线条组成连环往复的几何纹，图案如汉文“回”字，故名。这种回环往复，再加上色彩红绿相错，形成“纵横围作格，朱碧灿成行”的景象，别有一番韵味，如诗云：“巧制回文成彩被，与欢连爱抱衾。”（清方鼎锐《温州竹枝词》）
色彩鲜艳、其纹如锦
瓯绸是用五彩染色织成，因此，不论是大的被面，还是小的瓯巾，虽然绸面上没有花草鸟兽点缀，但回文反复回绕，极富韵味，五色可观，十分悦目。诗云：“五色丝缫织锦衾，织成红绿浅和深。”（清郭钟岳《瓯江竹枝词》）
温州过去有句俗话：“瓯绸仍取湖丝织，浪说温州八辈蚕。”这是由于19世纪末叶，温州一带养蚕仍沿用老法，所产蚕丝虽然尚有一定数量，但质量上粗细不匀，不能供作瓯绸原料，故瓯绸作坊大多仍向湖州等地买丝制绸。光绪末年，温州尚有织绸业30余户，工人100余人。瓯绸的织绸技术本属高超、精致，在原料上又采用上等湖丝，工艺质量进一步提高。如光绪三十四年，永嘉县年产绸缎三千匹，其中瓯绸衣料曾以每丈二元五角和三元二角的价格，一次销往福建，营业额达五千元；瓯绸被面则以每条一元四角、三元二角的价格，一次销往平阳，营业额亦达五千元（见《温州府永嘉县光绪三十四年实业统计表》）。后销路又空前扩大，推销至全国各省，国外则畅销于日、美等国，受到中外用户的普遍赞扬。清宣统年间，严日顺作坊的瓯绸曾先后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和美国巴拿马万国展览会，分别获得银奖和金奖。
呼吁抢救 同谋良策
瓯绸的历史，从古代文献来考查，距今至少已有500多年历史：明代已在温州流行，清代曾辉煌过一个时期，不仅在本地流行，还一度销售到海内外。可惜瓯绸的黄金期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鉴于外货销数激增，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于是瓯绸在美的销售深受挫折。我国国内军阀混战，各项生产俱受影响，再加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纺织工业品进入市场，尤其是日本花布和人造丝织品大量倾销，使瓯绸无法与它们竞争，从此便一蹶不振。至1925年左右，瓯绸作坊几乎倒闭殆尽。
建国后，温州市于1958年建立了丝绸联合工厂，淘汰了旧时的“手拉机”，改用缫丝车和半自动丝绸机生产丝绸。后又吸收了先进工艺，使产品花色美丽，鲜艳夺目，品种有锦绸、富春纺和织锦锻、横罗、真丝格子纺，香罗呢、香云纱等一批新产品，受到人们的喜爱。但这似乎已不是传统的瓯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