⑻绠（gěng）：系瓶的井绳。身，指瓶。

⑼徼觊（yāo jì）：侥幸追求。

从前有个聪明人，擅长做酒囊，酒囊十分庞大，酒器总是想追随。阿谀诱惑善良的人，去讨他们欢喜，引诱他们张嘴把酒喝到肚子里，斟酌干杯。让人觉得其味醇美不苦口，最后昏醉沉沉。以至纵诞狂傲，言行乱常，颠倒黑白，颠倒美丑。自己的企图虽然得逞了，但有的人却已经陷入危险了。甚至败家亡国，还流连忘返。这是谁导致的罪恶？是鸱夷的行为。

还不如做瓶，处在水井旁边。常与幽深清洁的井水做伴，崇尚淡泊。所汲井水能调和五味，能去除饥渴。味道不甜也不恶，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清白得可以照人，绝不徇私。利益施及大众，谁能离得了它？就算汲水的绳子断了，瓶身破碎，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做事成功，完成使命，再归于泥土。回到原本状态，没有焦虑愁思。何必耍弄手段，作一时侥幸追求。您不要愚弄我，我的智慧就是这样的。

中唐时期，相对于藩镇割据，官僚体系的低效与无能和宦官专权似乎在危害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蠹虫们在上层建筑的内部对政权进行腐蚀。有鉴于此，柳宗元在《瓶赋》中通过赞美瓦瓶、鞭挞酒囊对奸佞邪臣进行斥责。酒囊因其能盛美酒而博人喜爱，但它却能使人酒后无德，黑白不辨，甚至损人利己、祸国殃民;瓦瓶虽不起眼，却能为人汲水，供人解渴，于平凡中对人有益。所以柳宗元以酒囊来比喻那些自以为“智”的投机取巧者，而自己却甘为瓦瓶，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愚”人，展现了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情操。

此文虽题曰《瓶赋》，而实则所赋并不止是瓶。它先以几乎一半的篇幅写鸱夷，后半方及于瓶。作者之意大抵是借助于二者的相互衬托、映照，以期更充分地表现主题。

无论是赋鸱夷还是赋瓶，大概说来，作者都不过分着意于刘勰所谓“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而是更侧重于“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诠赋》），即寄托情理于物象。对物象的描写，亦不拘泥于其本身，比如他由鸱夷而及于酒，由瓶而及于水，运思用笔，绝不呆滞，而极为灵动。

这篇《瓶赋》似为扬雄《酒箴》而发，然扬雄原作欲和光同尘之意，实亦牢骚语。《酒箴》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尝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瓶赋》似首二句，“昔有智人，善学鸱夷”，其意所指即此。但这“智人”“善学”之意，作者写完这两句，即暂置一旁，留待文末去照应，以下即跳过一层，去赋鸱夷了。

虽曰赋鸱夷，但真正的体物之言，实在不过“蒙鸿”两个字。下边写它常与樽罍相伴，去“谄诱吉士”，去讨他们欢喜，诱他们斟酌，始而赏其醇美，终而至于昏醉，以至纵诞狂傲，言行乱常，颠倒黑白美丑。甚而流连忘返，“败众亡国”，导致惊人的严重后果。“谁主斯罪？鸱夷之为”，至此，作者对首二句的是非可否之意，已呼之欲出，但他却不去点明它。

后半赋瓶，亦略物态而重神情，更有实写，有虚拟象征。“居井之眉”，可见其常处身危地，已伏下“绠绝身破”之意。“钩深挹洁，淡泊是师”，谓其常与井水做伴，崇尚淡泊。“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又写其所汲井水，清白照人，明辨妍媸，绝不因媚私而颠倒。“和齐”四句，则实写水之利人。“利泽广大，孰能去之”二句，总承上意而结束之。以下，又回到瓶本身，笔触另辟一境，文意更深一层。“绠绝身破”，即扬雄《酒箴》中“身提黄泉，骨肉为泥”二句意。即使井索断绝，瓶身破碎，复归于土泥，因为它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而它既无忧虑，亦无愁思。此又应前“淡泊是师”。唯其崇尚淡泊，故自不必以“巧曲”的手段，以求侥幸于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至此方应首二句作结。弃鸱夷而师瓶，自智者观之，自不免失之于愚，但作者表示：我的聪明才智只能达到这个地步，幸勿以愚为讥。语气看似谦下，实极执著而倔强。

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这篇体物写志的《瓶赋》所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坚守其道，九死未悔，不旁思外慕的精神。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

《瓶赋》与扬雄的《酒箴》遥相呼应，《瓶赋》直接点题，从正面赞美自己所赋之物。他亦是借两种盛器来比喻两类人，也表达了两种对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鸱夷们“谄诱吉士”导致的后果是“败众亡国”，而瓶们淡薄名利，一心为公，毫无私心，“利泽广大”，即使到最后“绠绝身破”，也毫无怨言，因为自己已经为这个社会尽了一份力。柳宗元在贬斥夷类人物的同时，对于瓶类人物坚持操守，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乐于奉献的行为表示赞赏和认同，反映了柳宗元自己对于理想、操守的坚持和“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的自我牺牲精神。

北宋·晁无咎：“宗元复正论以反之，以谓宁为瓶之洁以病己，无为鸱夷之旨以愚人，盖更相明，亦犹雄为《反骚》，非反也，合也。”（《柳宗元集》卷二引）

现代·马积高：柳宗元认为扬雄所说的盛酒的鸱夷“谄诱吉士，喜悦相随”，“己虽自售，人或以危，敗众亡国，流连不归”。而扬雄所否定的瓶则是“钩深挹洁，淡泊是师”，“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私”。这是对我国古代那些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强盛的事业而献身的人的崇高精神的深刻概括。（《赋史》）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山水游记多有寄托，尤为有名。寓言笔锋犀利，诗风清峭幽远。著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