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制作陶瓷以手捏成型、模印成型和淘车成型为主，为此琢器和圆器较多。秦汉时期出现的红掏围屋、猪圈、掏仓等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具有板面黏结形式的琢器。唐宋时期，瓷枕的制作体现了陶瓷生产中板面黏结制作工艺的完善和进步。从陶瓷生产工艺来看，以板面黏结制作而成的陶瓷成型难度高，烧造也易变形。纯正瓷板的制作是在琢器生产工艺上逐渐形成的，它经过了一个演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与瓷砖、墓志、镶器的制作密切相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瓷砖是从陶质类砖瓦器演变过来的，它既有平整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厚度，其平面属性为板面类瓷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最早出现的瓷砖面积较小，厚度较大。从掌握的资料来看，景德镇在明代宣德年间已烧造出用于建筑的、生产工艺较为完善的瓷砖。首都博物馆藏宣德朝《青花古钱锦纹方砖》其形状呈正方形，边长为14.3厘米。该瓷砖瓷质紧密，板面不大，但板面平整，可以看出生产绘制工艺较为成熟，绘四方连续古钱锦纹，纹饰结构严谨，华锦富丽，青花色泽艳丽，深浅不一，色重处有黑色的结晶斑点，有进口“苏泥勃青”料的突出特点。釉面也有棕眼，呈橘皮状，此为宜德朝青花瓷之特征。这是所见到的完整的有图案的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工艺基础。

至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又出现了空心状的瓷砖，砖面长宽各约20厘米，厚约5厘米，中间由瓷条撑住，形如扁方盒，正反两面加彩，此种空心瓷砖以五彩纹饰多，也有青花、斗彩，瓷砖用于镶嵌在木制床的三面围栏上。如首都博物馆藏《五彩人物花鸟瓷砖》整套共9块，以圆形瓷砖为中心，对称排列，两侧方形瓷砖正面绘历史人物故事，反面绘春桃、夏莲、秋菊、冬梅等四季花鸟图案。画工精湛，色彩丰富，是一套难得的康熙五彩佳作。这种用于制床三面围栏上的瓷砖，画面内容有“郭子仪子媚满朝”、“琴棋书画十八学士”等。至雍正朝此类方形瓷砖的烧制技术又有提高。由于方砖有一定的高度，因此是竖立在匣钵中烧成的，其形制更大，厚度更宽。

据考古实物瓷料表明，最早的瓷制墓志是唐代越窑中出土的青釉墓志，该墓志有典型的瓷板特征，但八分的厚度表现出当时制作工艺的初创性。在景德镇窑中，从元代开始就有墓志及与墓与形式相类似的瓷质买地券的烧制。由于平板类瓷器烧造技术的提高，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青花瓷志在景德镇多有烧造。从实物瓷钵中烧成的，背面有平烧留下的黏渣。如天启年间烧造的《青花瓷板圆形墓志》质地不够平整，釉面肥厚并有沙眼。由于是平烧，故常有变形，因此平整度不是很高，但板面形状比以前的要大。明代中后期青花墓志有圆形和方形的两种，有的还出现委角。至清代瓷板墓志的烧造就普遍流行，如康熙五十二年制品《青花板陈玉书墓志》为长方形，高22.4厘米，宽12.7厘米，厚4.5厘米，从墓志的厚度已能看出康熙时期瓷板制作工艺已有较大的提高。该墓志胎色灰白，质地较细，墓志正面有釉，其余则露胎，釉厚略显灰白，以青花书写铭文，共296字，记述了抚州府临川县陈姓人士客死他乡后购地发葬的内容。明清墓志都为板面形状，由于功能的特定性，一般说都较厚，但它与用作绘画的瓷板相比较，在生产工艺和烧造方法都是一致的。

镶器属琢器类一种，琢器是指不能仅靠陶车而需要多种工序或进一步以手加工成型的器物。镶器的基本特征是以板块形式镶围而成，其中以方形器、扁形器、棱角器为多。板面黏结是镶器制作的基本方法，因此镶器的制作对于瓷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景德镇瓷器在元代出了方形器、扁形器、棱角器等，当时这些造型的制作多是印坯，并不是以板面黏结方法制作的。至明代中后期景德镇才出现以板面黏结工艺生产的镶器，这种制品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多。隆庆款《抚婴图。青花长方盒》是隆庆朝烧造的新型制。造型规整，端庄浑厚，盒子四面绘抚婴图，纹饰中人物身材修长，姿态飘逸生动，写实效果绝妙，青花色泽艳丽。从方盒四周画面来看，已具有瓷板画的基本特征。

至清代镶器类造型已越来越多，且流行一时。最典型的造型是康熙时期的天圆地方瓶，此造型撇口，长颈，肩微圆，长直方体，上大下小略有变化，瓶体四面平整，显示出清代镶器制作的高水平。方瓶四面以以青花、五彩作画，这类方瓶有的是两面作画，两面题字；有的是四面作画，颈肩处画纹饰，每面都是一幅形式完整的单独瓷板画，内容以泛舟赤壁、访友问句、渔樵耕读为多。从《青花山水人物方瓶》可看出当时镶器的画面文人画韵味十足，很有书卷气。雍正时期方形器的制作以笔筒为多，如《粉彩山水人物斜方笔筒》呈平行四边体形，两面三刀侧面以仿木纹釉作边框，框内微下凹，以单幅瓷画装饰，一面绘书生童子赶考图，另一面绘墨彩山水。该笔筒完全是由两幅单独的瓷板画来作器物装饰的。

20世纪初期，中国陶瓷是一个以彩绘为主的时代，为了方便绘画，镶器类造型十分流行，如琮形瓶、灯笼瓶、扁形瓶等，这些镶器的平形画面与瓷板画异曲同工，是瓷板画形式在瓷器类造型上的直接体现。

以板面形式与瓷器是陶瓷生产工艺不断完善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瓷墓志，还是后来的空心瓷砖。都为瓷为瓷板烧造奠定了工艺基础。瓷板的出现使瓷板画有了物质条件。从相关资料来看，具有平整而光洁的瓷板形状，又有绘画艺术形式的瓷板画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随着烧造技术的提高，它才改变了最初被当作镶嵌附件的用途，逐渐成为独立的品种。瓷板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绘画形式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已是非常流行，一般官僚、商贾之家都把它悬挂在厅堂或书斋的墙壁上。

在清光绪之前用作绘画的瓷板都是平烧的，平置于窑中烧制的瓷板背面会有“砂底”，没有衬子痕迹。由于受匣钵大小及生产工艺的限制，最大也不过是一尺五六寸见方。从传世实物资料来看，光绪年间才出现了竖烧工艺。竖烧板背面有衬子痕迹，由于烧造工艺的改进，瓷板产品的尺寸也相应增大了；由于突破了烧制工艺的限制，作为独立画种的瓷板画在本质上具有了发展的条件。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

明代瓷板画有青花、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几种，但瓷板画作品远没有器皿类陶瓷多。现存于世的瓷板画有两种：一是镶嵌于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具之上的附属物，二是明代中期已开始成为独立绘画形式的瓷板画。从明代嘉靖年间的《婴戏图。青花瓷板大漆盒》可以看出当时瓷板镶嵌十分讲究。该漆盒盖面由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11块瓷板画。其中最大一块方形瓷板绘嘉靖朝最盛行的十六子戏春图，图中的儿童有的拜先生，有的斗蟋蟀，有的骑马，有的拖车，有的结花灯````个个生动活泼。“十六子”典出《左传》，后为称颂皇帝的辅佐大臣。整个作品青色浓艳、蓝中泛紫。传世的明代瓷板画大多属镶嵌类别，并非独立绘画形式的瓷板画，以下两件作品的内容不同，形式有别，也可见一斑。 明隆庆《祥云飞雁`青花瓷板画》为正方形，胎质较粗，釉色莹厚，四边有镶嵌的凹棱。画面以勾线填染之法绘海水江崖、折枝牡丹、瑞气祥云和一对飞雁。线条粗涩凝重，染色浓淡分明，纹饰工整严谨，图案疏离有致。隆庆青花仍采用回青料，烧成后蓝色浓艳，微微泛紫，纯正稳定，与晶莹清亮的釉面相互映衬，造时间短，为期仅六年，但并非像一些文献中所载：“与为时短，此时无物。”

明万历《荷塘柳阴`青花瓷板画》胎质粗厚，釉面润莹，有玻璃质感。画面构图疏简，绘荷塘柳岸，有荷花、柳树、茨菰、野卉，风和日丽，一片生机。以勾线手法表现景物，线条细腻凝涩，笔法清新简练，在双勾的轮廓中以淡淡的青料分水染就，画面装饰性很强。万历青花早期用回青料绘制，呈色为蓝中泛紫，浓艳青亮，中期用回青加石青，呈色蓝中泛灰，该瓷板画有万历早期青花之特征。画面四边绘如意头纹，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随着家具、文房用器上镶嵌瓷板画的流行，产量不断增加，从而为独立绘画形式的瓷板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嘉靖《和靖爱鹤`青花瓷板画》是独立绘画形式的瓷板画。画图主人翁和靖端坐于画面中央的书案前，提笔凝思，侍童立于书案一旁，专心研墨；另一侧仙鹤单足而立，扬首附鸣。背景绘青松映掩山洞大门，皓月当空，祥云呈瑞；前景绘山崖、梅花、灵芝，形成递进有章的层次空间。作品构图疏朗，意境幽深。

嘉靖青花有“幽菁”独特风格，经浓烈见长，并且在浓色中很少出现铁锈斑点，浓重中泛紫色，更是嘉靖青花典型的上乘之作。嘉靖青花主要使用三种青料：“平等青”、“石子青”和“回青”，其中以“回青”为主。该瓷板画釉面泛青，青花色泽浓艳中泛紫，层次分明，呈现出“回青”料的特色。

清代瓷板画有青花、五彩几种，产品比明代要多，从实物资料来看，青花、粉彩、五彩出现并驾齐驱的局面。康熙朝是景德镇瓷板画生产蓬勃向上的时期，画面以梅雀、翠鸟、花卉、历史人物故事和刀马人题材为多。附属于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具之上的瓷板画以五彩、斗彩为多，其中康熙朝用于木制床三面围栏的五彩、斗彩瓷板画是具有代表性的，以下三幅可见一斑：清康熙《加官图五彩双面瓷板画》正面描绘人物，表现出学而取仕，加官进爵的世俗思想。画中君主端坐案前，左右各立一位文官，受官武将气宇轩昂，侍从捧官袍立于一旁，人物姿面简洁，形式活跃，色彩浓丽凝厚。“加官图”为康熙时期床用镶嵌瓷板画之常绘题材。 康熙五彩床用镶嵌瓷板画以历史故事画面为多背面一般都饰春桃、夏莲、秋菊、冬梅等花鸟图案，画工精湛，有时代特征。康熙五彩以华贵深凝为特色，它的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运用，使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饮流斋说姿》云：“清代彩瓷变化繁迹，几乎不可方物，康熙硬彩，雍正软彩。硬彩者，谓彩色甚浓，釉敷其上，微微凸出。”“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

康熙五彩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的粗率画风，形成了热烈而不浮躁、沉稳而不娇艳的风格。康熙釉上五彩与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相比较有着鲜明的区别。嘉靖五彩突出红彩的运用，而康熙釉上五彩是红、绿、黄、兰、赭、黑等多种色彩的应用，富于变化。五彩以康熙为极轨，康熙五彩板画一是形式多样，二是绘画成就较高。康熙五彩瓷板画画技虽高，但不落作者款名，不书写制作年月，五彩作品偶尔见到一两方图形章，其目的也是装饰之用。这正是康熙五彩瓷画的显著特点。

雍正朝瓷板画的生产工艺日趋精进，除胎质纯净、釉色晶莹外，器表更加平整，并进一步创烧了粉彩瓷板画。雍正粉彩俊秀逸丽，它改变了传统五彩用笔古硬和料色浓重的画风，笔法精妙入微，敷色细腻，呈现出娇美柔丽、秀逸俊雅的艺术风格。纹饰以花卉虫蝶为多，其次是人物故事、动物、山水画等。其画法有多种，如平涂、渲染、没骨法、洗、皴、点等，工笔、写意俱全，富有中国画风韵。瓷板画的山水、人物、花鸟，无不刻画得精细入微。严谨的彩绘工艺程序和娴熟的彩绘工艺技巧，配合多变的绘画笔法及丰富的色彩，给人以生动典雅的美感。

乾隆朝瓷板得到广泛应用，烧造尢多，除同于康、雍正时镶嵌在床、几、桌、椅等器物之上外，更多镶于插屏、挂屏、多扇围屏。彩绘内容为翎毛花卉、名山风景、人物故事。瓷板的工艺特征为瓷面平整，薄而坚致，修胎规矩，釉面洁白或稍显青白，突出的一点是釉面多有均匀细小的皱纹。乾隆朝还风行漆地瓷板画，这种瓷板画与螺钿的制作工艺相类似。即用瓷板作纹饰，再镶嵌于漆板上。乾隆时期以这种工艺制作的瓷字对联也较多，这表现出乾隆朝陶瓷工艺追求奇思妙想、鬼斧神工、精妙绝伦的风格。乾隆朝的瓷画艺术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构思新奇，纹饰繁丽，形象逼真，笔法严谨。嘉庆以后陶瓷生产每况愈下，但瓷板画依然受人崇尚，品种却是更多，长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横条、扇形等形式无一不有，且瓷板画面积更大。虽然瓷画艺术日趋僵硬，繁缛华丽，生动不足，但继之而起的浅绛彩又使清末瓷板画在绘画形式上得到了新的发展。

邓壁珊，江西余干人，清末秀才。1892年，随着西方摄影技术的流入，邓壁珊在吸取中国传统瓷器彩绘的同时，不断创新，开创了瓷上肖像画的艺术领域。他在景德镇最早用九宫格画瓷像，为之后瓷版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宫格仍是瓷上肖像画的必备工具之一。 之后，新建人王琦，是从邓壁珊，更加完善了瓷上肖像画技艺，成为第二代传人。民国初年，南昌梁兑石成为瓷版画第三代传人。在他的带领下，南昌市陆续开设了多家瓷版画店，鼎盛时期彩绘一人多达300余人，专画瓷上肖像的有20余人。直到现在，这一民间艺术一直传承了六代。

代表性传承人谱系：

第一代：邓壁珊（宗师）

第二代：王琦（师从邓壁珊）

第三代：梁兑石（师从王琦）、梁燮亭（师从梁兑石）

第四代：吴月山（师从梁兑石）、邹昆仑（师承梁兑石）、杨知行（师承梁兑石）

第五代：杨厚兴（师承吴月山）、徐细奎（师承杨厚兴）、蒋根水（师承杨厚兴）

第六代：冯杰（师承杨厚兴）、梁少石（师承梁兑石）、王跃林（师承陈信高、冯杰）、李春敏（师承冯杰）、邹武（师承邹昆仑、陈信高）、王跃祖（师承陈信高、冯杰）、吴江华（师承徐细奎）、武育仑（师承徐细奎、杨厚兴）、杨平（师承杨厚兴）

南昌瓷版画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又兼容了中国瓷器艺术的特点，它不仅可以画出逼真的摄影、古典油画的效果，又能随心所欲地表现各种绘画流派的艺术风格，是绘画艺术和烧瓷艺术的巧妙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据舒筱玲介绍，南昌瓷版画的制作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用景德镇的白胎作为成品瓷版画绘画的材料。

二、勾轮廓：用料半笔和艳黑料笔勾勒出瓷版画的轮廓和线条。

三、彩底子：行为俗称“彩像”，用拓笔在瓷版画上上彩匀颜色。

四、修画：对彩好的瓷版画进行修改加工，以求达到传神的艺术之境。

五、烧制加彩：瓷版画修画定稿之后，进红炉烧制，瓷彩在烧制过程中，颜色会发生变化，需烧制后加彩描绘，如此反复烧绘，以求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

舒筱玲说，完成的瓷版画可以永久保存，具有典型的中国陶瓷艺术的一切特征，是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瓷版画可追溯到明清年代，延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延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瓷版画有“瓷画百年”的美誉，具有浓厚的赣文化元素和民族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受。

瓷版画工艺流程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和要求之高，是其他工艺生产难以比拟的。从材质的选择、艺术加工，会之前的乳香油炼制，颜料的调制，毛笔的处理至慧智的具体步骤和技法，都十分严谨、细致，这些生产技艺是江西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且难以为现代技术所代替。

20世纪50-70年代，瓷版画一直是南昌的支柱产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瓷版画的发展，能解决当地相当数量的人员的就业问题。其次，瓷版画原料取自于景德镇的白胎，可有效地促进瓷都经济的发展。再次，除满足中国需求外，瓷版画还受到日本、澳洲等国人民的欢迎，可以大量出口创汇。

作为中国传统画法，陶瓷彩绘汲取西方摄影文化的精华，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传承历史，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实属罕见，对研究明清的传统手画、陶瓷彩绘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有着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