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琅岐原名刘岐，在福州话中也是称呼刘岐。如果写成琅岐港，如果有出处，长乐境内也有一个琅岐，因为“琅岐”在长乐上洞江，浮岐北面隔江是“刘岐”（今名琅岐）。

甘棠港原名黄崎港，高宇彤、林廉先生论证的“长乐黄岐澳，闽国甘棠港”。他们主要依据长乐黄崎澳海边乾隆二十六年摩崖石刻文字：“二十四都有黄岐门口，二澳以青屿铺洲为分界。以北黄岐澳......”黄岐澳（今长乐市文岭镇石壁村）。

“澳”指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由于对岸是著名的黄崎港（今琅岐岛）。所以长乐金峰境内的北海边才有“黄岐门口”、“黄岐澳”的称呼。至于当地有“甘垱”地名，说明此地为甘棠港南岸，也被变成福州方言“甘垱”（即甘棠）所保留。白马忠懿王庙和刘行全作法的棋山寺也是历史见证。

宋《三山志》还说，福州城壕：“折而东，增金墉桥，五云楼下，保一营门南，与甘棠闸潮相遇”可见，从福州城外甘棠闸到琅岐岛南、长乐金峰北等海域，均为甘棠港范畴。一千多年前的闽国甘棠港是世界东方巨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位于甘棠港南岸的长乐黄崎澳停泊着万国帆船，经琅岐岛刘崎巡检司、亭江、马尾，直达福州城下。

1964年秋彤随礼调师首次在长乐看到刻字,还看到“黄岐境”古迹,听到乡老津津乐道“霹雳止砂石”等口碑,但未引起注意。黄岐澳至甘棠港古航道淤废及地貌变迁研究，甘棠港——甘棠——甘垱——甘墩——金峰，长乐金峰北海边才有“黄岐门口” 迄今金峰镇街中心在福州话中仍然称呼为甘墩、甘棠、甘垱。

1991年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国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王云游选编、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傅金星和泉州市历史研究会会长陈泗东先生校对审阅的《五代闽国三王史料选辑》记甘棠港“为了发展福州的海外贸易，他还开辟福州的外港‘甘棠港’，使福州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又说“泉州自唐中期及后期已成国际商港，但急激于发展的王氏认为，海外通商更有助于民生。于是首辟甘棠港，使海舶易于出入，用以招徕海中蕃夷商贾。《唐会要》载，天祜元年(904)六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河粟宁远将军，即由王审知招徕其入朝，而荐授以唐之将军号者。故当时泉福诸港甚多外舶出入”。以上文字看出，作者未明甘棠港位置。

闽国“贞观”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朝廷就有诏令保护广东、福建、扬州的番客‘‘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局部开放政策。

“五代时期，王审知开辟了甘棠港。甘棠港不仅北通会稽，南达广州，而且招徕‘番舶’。《十国春秋》记载闽国‘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梁克家淳熙《长乐府志》(后人改称《三山志》)记载‘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当时的福州‘外域诸番，赊赆不绝…。(参《福州文史资料》二十八辑陈静兰文)。

隋代陈塘 闽国甘棠

长乐人对甘棠港本来不应陌生。其前身就是1400年前隋王朝之前就存在的长乐内海或内河“柳港”。因经隋都督陈公疏浚，遂称陈塘港。比南宋陈文龙疏浚陈塘港早约七百年。

《闽乐邑游氏族谱土宇志略·陈塘港》按：支海日港，潴水日塘，护田日沟。陈塘港原名南郊港，又日沙港。隋代(581．618)有都督陈公，疏内沟而溶外港。水得而除害兴利，地得而增美安居，记功颂德，世称陈塘。后来沿堤植柳可爱，别号柳塘。游厝“道头下”，旧时有柳塘道头。

唐大历间(766—779)疏辟陈塘港。“阔七丈，深二丈，延袤十余里。外达海口，内则县东北诸路水道之所会归而相吐纳，其利不仅于能蓄，而亦在能泄清光绪初长乐知县徐承禧文。所云“外达海口，就是南郊港，就是黄岐澳、门口澳，位在棋山与青屿猫山之间。

上述隋唐时代的陈塘港、柳港、南郊港，就是王审知守藩二十九载的海外贸易名港“黄岐澳甘棠港”的前身。

《新五代史》曾记其因由；“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州)、莱(州)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之)三四……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⑥故不得不牙凿黄崎海道，在三沙湾内设置甘棠港，以改善福州对外交通的条件。可见，甘棠港的开辟，与闽国展拓福州海上交通以适应当时政治附梁和经济上发展对外贸易有直接的关系。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境内多山，西，南、北都有崇山峻岭与外界隔绝，陆路交通十分困难。唯有东南滨海，亘长的海岸线上有无数的天然良港，具有发展海上交通的优越条件。福州位于闽江下游。居福建海岸的中段，自古就是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南面从闽江通海，“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退日长，昼夜至如符契。道闽安而上，江面登阔，别归西峡，逾于南台，……轻舟朝发，乃一夕可至。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杳若一尘，乘风轻柁，顾不过三数(日)”；⑥海行往山东、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地亦很便利。因此很早就开辟为港口，与外界有了海上交通。西汉初年，江都王刘建“遣人通越鲧王闽侯，遗以金帛奇珍。鲧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⑦珠玑、犀角、翠羽都是来自海外的产品。据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角、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⑧旧交趾指的是今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公元前二世纪，福州南与越南，北与江淮都有了海上交通，国内外贸易已很繁盛。

东汉前期，福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海运的枢纽，形成以福州为中心，北至山东半岛的北方航线，和南迄交趾的南方航线，分别连结着当时的国内外市场。章帝“建初”以后，由于从岭南经湖南至中原的陆路运输路线的开辟，海运重要性稍降。加上广州港的崛起，福州港的海运远逊旧时，但仍不失为我国东南的一个重要港口。福州的海上交通依然相当活跃。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福州港在南北海运中的中心位置，又重新受到重视，海上交通事业再度勃兴。与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东南亚及西亚诸国，波斯、安息等地的海上交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外贸活跃，各国商人接踵而至。唐诗人薛能有句：“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⑨即是当时福州对外贸易盛况的写照。唐代福州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为甘棠港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王氏割据福建，地狭民少，经济落后，实力不足。为了保全闽国势力，王氏在政治上交好中原王朝，上表称臣，藉此牵制强邻；在经济上则鼓励对外通商，征取商利，以充国用。当时由于闽西、闽北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不得不依赖东面的海上交通，发展海外贸易。三沙湾远距王氏政权统治中心的福州有三百多里之遥，王审知却在此开辟甘棠港，是有其客观的需要的。

三沙湾对活跃福州北方海运及沟通朝、日诸国的海上交通路线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审知发展海上交通的目的。一是，招徕海外蛮夷商贾，扩大与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二是，沟通南北海上联系与五代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并将从海外贸易中得来的金银、香药、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蔷薇水等以“朝贡”的形式转贩北方，⑩以赚取利润。当时北方的广阔市场，正是闽国发展海外贸易的依托。往北方诸港的福州以北航线是否畅通，对闽国政权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早期航海技术落后，舶船航行若远离海岸，危险性很大，所以一般都是“循岸梯航”，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远航大洋。考当时福州以北的航线，海船以福州港出发，在抵浙江宁波附近海域之前都是循海岸而行；之后因吴、南唐中间梗阻，才先横渡大洋，再绕道由山东的登州、莱州诸港登陆，辗转而至中原；或北上高丽，或东航日本。(11)三沙湾扼福州以北航线之要冲，是福建往山东、朝鲜、日本海上交通的必由之地。若在此开辟一个贸易港，无论在加强外贸经济或拓展交通的战略部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海上航行与季候风的关系至为密切，从福州北行的海船多在六、七月启航，斯时正是台风肆虐的季节，海船在抵浙江海域之前，需要有一个中途停靠和避风的港口。黄崎港是湾中之港，有很好避风条件，又是闽国最北的港口，是理想的中继港口，故北上的闽船一般都先到黄崎港停泊，(12)然后再继续北航。王审知清除航道中的巨石，弭覆舟之患，畅通海路，对于保持闽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缩短中外市场的距离，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直至近代，甘棠港作为福建与北方沿海航运的中继港的功能并未消失。南宋初年，韩世忠从海路入闽讨范汝为时，曾屯兵于此；南宋末年，少帝航海入闽亦先在此集勤王之师。(13)明朝御史聂豹入闽，也因为“风鼓涛声急依山”，在此避风。(14)

开辟甘棠港可以进一步扩大福建对外经济交流的区域。

三沙湾毗连宁德、福安、霞浦，接纳交溪、杯溪、霍童溪、七都溪诸水，联系着闽东广大的经济腹地，向为闽东地区的主要出海口。闽东是福建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三沙湾与外界海上交通也较早，三国时，吴设温麻船屯，掌建造海船，(15)温麻港(今霞浦盐田港)即在三沙湾内。入唐，闽东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地区内最大的平原福安盆地是闽东交通的枢纽，交溪纵贯南北，地沃物阜，其入海处白马港北端的黄崎镇(今下白石镇)就是这时期福安盆地上出现的新兴市镇，唐政府曾在此设立榷务，表明黄崎镇已经有了较繁荣的工商业。

唐末北方战乱不息，中原人民迁徙入闽日夥，加速了闽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福安盆地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亟需扩大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但是黄崎港水道却因有梗舟之患，商旅裹足不行。王审知开凿黄崎海道，不仅客观上顺应了闽东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将富饶的闽东广大地区通过海外交通与国内外市场联结起来，扩大了福建对外交流的区域，进一步推动了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闽东人民亦纷纷告别土地，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陆游《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所记：“官井(即三沙湾)之水涛澜涌，鲛鳞出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之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16)即闽东人民走向海洋的佐证。

甘棠港的开辟便利了福建的海上交通，特别是福州对北方地区和海外诸国的海路通畅，便于利涉，(17)由此，“外域诸番，琛赆不绝”，(18)“蛮舶”直抵福州城下，海外贸易更加繁荣。如：天成三年(928)“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载大藏经一部至”。(19)通文中(936)又有“新罗国遣使来聘，且献宝剑……景宗既立，新罗复献剑。”(20)来自东南亚的三佛齐和占城等国的商使亦往来不绝，(21)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也有海上往来。(22)除了海外各国的“蛮舶”来福州贸易之外，闽国的商人亦从这里扬帆出海，随波逐利。五代闽人黄滔有《贾客》诗咏其事：“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23)当时福州中外商贾云集，交易繁盛，南门外“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24)一片繁华的景象。闽国统治者设立了榷货务，征榷海外产品，(25)并将之源源不断地转运北方市场，“南夷香槎到文登尽以易匹物”，(26)从而赚得巨额的财政收入。时人称：闽国廪庾丰盈，帑藏殷实，(27)这话并非溢美之词。

泉州港兴起

北宋中期之前，福州为“七闽之冠”，“工商之饶，利尽山海”，(31)是福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人们曾用“百货随潮船入市”，“海舶千艘浪”(32)的诗句来形容其海上贸易之盛况。但自元祐二年宋政府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港迅速兴起，取代了福州港的地位。梁克家曾谈到这种变化时说：“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国朝以南交之险，遂置司温陵，时有飘风入港者。”(33)随着福州港海上交通的中落，甘棠港作为福州以北航线上的中继港也随之衰落。

南北海运停顿

诚如前述，甘棠港是随着南北海运的勃兴而繁荣起来的。但自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迁，中国又长期陷于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南宋政府为了防备金兵南侵，禁止海船过长江贸易。(34)南北海上交通陷于中断，来往于甘棠港的舶船自然大量减少。

远洋航海发展

宋代，航海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出现了航海罗盘。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在海船上普遍使用，加上天文导航技术的应用，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35)不仅航行方向准确，而且海船可以远离海岸，长时间在大洋航行而不致迷途，海上交通摆脱了以往“循岸梯航”的束缚，向远洋航行的方向发展。这样，作为近海航运中继港的甘棠港，在远洋航海业中就丧失了重要地位。逐渐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甘棠港的开辟与唐末五代福州海上交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它随着闽国开拓海上交通的需要而兴起；随着宋代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变化和海外贸易中心的转移而逐渐走向衰落。三沙湾内的白马港，就是当年的甘棠港，它历经了一千多年的世变沧桑，已不可能全部窥见往代名港的旧貌故颜，但我们可以循此陈迹，追溯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在发展福建北部海上交通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把它的功绩记载入福建海上交通史中弥足珍视的一页。

①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

②见梁克家：《三山志》，卷6，《海道》。

③见何乔远：《闽书》，卷31，《方域志·福宁州》。

④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2，《地理·山川》。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108，《福宁州部·纪事》。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山川》。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一》。

李拔：《福宁府志》，卷34，《杂志》。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38，《杂志》。

⑤《新五代史》，卷68，《王审知传》。

⑥梁克家：《三山志》，卷6，《江潮》。

⑦《后汉书》，卷53，《江都易王传》。

⑧《后汉书》，卷61，《贾琮传》。

⑨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559。

⑩参见：《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本纪》；《十国春秋》，卷91，卷92，《闽惠宗本纪》，《闽景宗本纪》。

(11)于慎行：《榖山笔尘》，卷12，《形势》；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读史方舆纪要录》。

(12)《王审知德政碑》载：“途经巨浸，山号黄崎”。《福宁府志》，卷34，《杂志》引《明志》；“王审知岁贡方物于梁，舟过黄崎港”。

(13)周祖颐：《福安乡土志》，卷1。

(14)《福宁府志》，卷8，《建置志·福安县》。

(1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6，《福建一》。

(16)《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108，《福宁州部·艺文一》。

(17)孙光宪：《北梦琐言》，卷2。

(18)(27)《闽王墓志铭》，引自《开闽忠懿王氏族谱》。

(19)郑麟趾：《高丽史》，卷1。

(20)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6，《王倓传》。

(21)《唐会要》，卷100，《杂记》。《三山志》，卷33。

(22)《十国春秋》，卷90，《闽太祖世家》。

(23)黄滔：《莆阳黄御史集》。

(24)《重纂福建通志》，卷20，《津梁》。

(25)《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

(26)陶榖：《清异录》，卷4，《六尺雪檀》。

(28)引自《王审知德政碑》。

(29)《三山志》，卷9，《公类》。

(30)《历代名臣奏议》，卷108，《仁民》。

(31)苏辙；《栾城集》，卷30，。《林和知福州》。

(32)《舆地纪胜》，卷128，《福州》。

(33)《三山志》，卷6，《海道》。

(34)《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

(35)朱彧：《萍州可谈》，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