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03 09:30
生物政治学是研究生物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7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特里弗斯、威尔逊研究社会性生物以及人类的各种行为的生物学意义而创立社会生物学。西方学术界广泛应用社会生物学观点研究各类人文学科。坎贝尔用其研究政治学，认为裙带关系、反社会行为等都与社会生物学理论有密切关系。另一些学者利用人类生命科学的成果来解释政治过程和后果，从生物学中或从动物行为中得到启示，注重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进化，而形成生物政治学这一新学科。这一领域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研究个人或小团体政治行为的生理基础，它涉及医学、公共医疗、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及药物心理学等等。
生物政治学是生物学与政治学相结合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生物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生命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生物政治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莫利·罗伯茨发表《生物政治学：论社会和生命有机体的生理学、病理学和政治学》一书，首次提出生物政治学的概念。认为作为高级生物的人，其政治行为必然受其生物学因素，如心理、体能、智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人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对领袖人物的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5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学术界“行为主义革命”的推动，以及运用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生物政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60年代以后侧重于对特殊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的生物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生物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有：生理学因素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生命科学与人类政治行为的联系；适应性进化论与社会政治现象的关系；人类行为的生物、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其政治观念、政治活动、政治价值取向有何影响。主张用人类生命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解释、分析政治现象，恢复政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
生物政治学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对生物因素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作过探讨。
最早使用“生物政治学”一词的是英国学者M.罗伯茨。他于1938年发表了《生物政治学：论生理学、病理论、社会与身体活动的政治学》一书，把许多生物现象与人类的政治行为结合起来。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代意义上的生物政治学才正式萌生，其主要标志是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如L.考德威尔、A.萨米特、P.科宁、G.舒伯特、R.马斯特斯等，开始把生物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其中考德威尔是当代第一位用生物学信息来进行政治现象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政治学者；萨米特最早提出生命科学，断定生态学和心理药理学的新发展能影响政治学者对政治行为所作的判断。他们的理论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
1970年，国际政治学会大会正式成立了“生物学与政治研究会”，197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大会的主题之一就是生物学与政治。1980年美国政治学会在华盛顿召开，一些政治学者发起并成立了政治与生物学协会。
生物政治学提出，现代政治学者应切实地利用从生命科学到政治现象研究的各种变数，推动政治学研究向深层发展。
生物政治学用生物学的原理、方法及成果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的一门新兴科学。它是一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涉及生态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生物人类学、营养学和公共卫生等学科。
生物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行为。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复杂造物，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人类的政治行为不仅具有理性的特点，而且往往受到各种生物因素的影响和牵制。还认为，政治学不注重研究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只把人作为政治单位或政治体系中的因素加以研究，有悖于“人本主义”的原理，只有把人视为一个生物学的整体，才能使政治学中原有的人本主义体现出来。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生物政治学认为，人的遗传差异也会造成人的政治行为的不同，生物因素决定或影响政治系统、政治权力、政治杰出人物、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生物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有：①遗传差异与政治体系；②政治权威与人的生物本能；③生物因素对政治体系的特殊影响；④生物政治学和政治精英；⑤国际关系。
生物政治学仍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观点，也作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研究，但它过分注重用纯生物特性的研究来解释人类的政治行为，忽视环境、社会以及人类理性对人的政治行为的作用，这是生物政治学的弱点。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进行更基本的研究，进行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以便最后建立一门巩固的生物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