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8-25 13:26
凡是认为支配有机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社会的社会学，称为生物社会学。
凡是认为支配有机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用于社会的社会学，称为生物社会学。它有两个派别，一派是有机主义的，另一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各个层次的种类、结构、功能、行为、发育和起源进化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的科学。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物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的成就，逐渐发展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的、深入到分子层次的科学。人们已经认识到生命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它是由生物生物学蛋白质核酸蛋白质、核酸、脂质等生物大分子组成的物质系统。生命现象就是这一复杂系统中物质、能和信息三个量综合运动与传递的表现。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例如,生命能够在常温、常压下合成多种有机化合物,包括复杂的生物大分子；能够以远远超出机器的生产效率来利用环境中的物质和能制造体内的各种物质，而不排放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揭露生命过程中的机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物社会学家(sociobiologist)研究昆虫、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探索这些行为的基因根源，希望以此能够把个人遗传基因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及社会组织活动联系起来。哈佛大学科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是研究昆虫社会的专家，也是生物社会学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假定，自然界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攻击本能，与此相反，不同生物有着各自不同的攻击行为方式，以确保自己能在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中生存下去。威尔逊分析了人类的社会进化过程和攻击行为，认为它们主要取决于人的天性，而不是文化发展的结果。这个新领域似乎有些自命不凡，力图把社会学和动物行为学(ethology)(研究动物行为的学科)结合起来，并不加区别地断言行为具有遗传根据。
所有活的有机物都有其基本的和物种特有的生物需求。科宁指出：“这些需求包括较为纯净的空气、多种营养物、淡水、睡眠……栖身地和遮蔽物(或更概括地说，是保持体温的需要)，以及健康护理，其中包括对卫生设施、身体安全、繁衍后代以及养育和训练后代的需要。”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人类经济活动都用于满足这些基本的生物需求。对人类来说，生物需求很快就被更高级的，也常常是更难以满足的心理需求所取代，如归属感、自尊和荣誉感、自我实现，等等。人类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和冲突，大都是因为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常超过供给。但这并不必然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自然界就是“血腥杀戮”，人类社会中的暴力侵犯和战争不可避免。一些生物学家坚持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所带来的互助和合作行为，至少和冲突行为一样常见。
生物社会学有两个派别，一派是有机主义的，另一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其中，在国际上，有机主义的理论代表是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代表是社会进化论，而在中国，关于生物社会学较为权威的是有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严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
①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
赫伯特·斯宾塞——“适者生存”(survixral of the fittest)的发明者，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生物社会学和社会有机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前便提倡一种普遍进化的观念。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他所看到的社会是有如一个生物有机体，是按照生物进化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于是他便用生物进化规律来取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所谓生物社会学。生物社会学包括两个部分，即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
②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又称社会进化论，是应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也就是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生物进化的规律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斯宾塞企图应用达尔文的这一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用它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亦如生物界一样，是一个生存竞争的世界，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优胜劣汰，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历史。
③严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
《天演论》翻译于戊戌变法之前。严复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此书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赫胥黎的原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在翻译时只用了原名的一半。在严复看来，进化论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不仅自然界，就是人类社会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发展的。“天演”就包含着宇宙整体之意。赫胥黎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坚决反对将进化论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严复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在译述赫胥黎“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日无良。天良者，保群之主……”(《天演论》卷上导言十三制私)这段话后，就在“按”中表示，人类虽然具有“善感相通”的同情心、 “天良”而相爱互助，团结“保群”，但这不是先验的，只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它不是原因，是“末”而非“本”。在严复看来，人原本与禽兽一样，之所以“由散人群”，形成社会，完全由于自己的安全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无良”、“善感相通”。因此，生物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
现代社会学中注重人类社会的生物因素者为生物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大概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研究人类特质与社会现象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人口的出生、死亡、生存等与社会现象的关系。前者为人口品质论，后者为人口数量论。
人口品质论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重视先天遗传的影响，以为人口品质只是人类先天遗传特质的表现；一种重视后天环境的影响，以为人口品质只是社会环境陶冶的结果。二者似各有所偏。从现在的研究趋势和实验研究所得的结论来看，可以知道很难确定先天遗传的影响程度，而后天环境所生的影响，却有明显的征兆。
人口数量问题，向来有两派不同的研究。一派注重人口的问题，尤其重视人口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如人口增加与食物的调整，人口分布与土地的利用，移民增减与生活程度的升降等。更由此等问题延伸到贫穷、失业、战争、犯罪、制育等社会问题。自马尔萨斯以后，直至如今，其研究人口问题者，大率属于此派。如伊世德的《人类歧路》(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1923)，劳史的《仅有立足地么?》(Standing Room Only?1925)，汤卜逊的《世界人口的危险地点》、《人口问题》(Population Problems，1929)，葛逊德的《人口问题》，蓝迪士的《人口问题》(PopulationProblems，1944)等，均为现时人口问题的名著，其所讨论的问题，不外数量、品质、分布三类，而且尤其注重数量的探讨。这一类人口数量问题的研究，亦为现代社会学中一种重要发展，上述汤卜逊、劳史、葛逊德等均为著名社会学者。
另一派注重人口的统计研究，尤其重视人口的出生、死亡、移民等数量方面问题的分析。自葛德烈倡用统计法研究人口问题后，生命统计逐渐发展。著名人口统计学者如牛晓露、韦柏尔的《生命统计学》，顾静斯基的《生死平衡论》及韦珂客的《国际移民》等，全用统计法分析人口现象，实此派的巨著。上述两派，原只是注重点不同。就一般趋势论，凡研究人口问题者无不重视统计分析，如倪布士、汤卜逊、范智儿、杜伯林等都是著名的社会学者。总之，人口数量的研究，渐渐注重于统计材料的分析，因注重统计，乃渐渐有扩张其研究领域而及于一般都市、农村经济社会诸问题的趋向了。
生物社会学亦称社会生物学，以注重研究社会现象的生物因素为宗旨，所谓人口学者应属于此范畴。
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程。无论以什么理论或手段去彻底否定“生物社会学”都是片面的。不可否认，生物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着。分析和研究它，并不是要鼓吹所谓的“精英政治”，而是要从中汲取可用之处，推动社会不断向前。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核心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用这种观点解释社会现象即在人类社会中，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则。提倡为了自己的社会生存而激烈竞争，用竞争赢取一切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竞争中的优胜者就理所当然地获得生存权、发展权，而竞争失利的人只好被社会淘汰，这就是物竞天择的实质内容。把这种理论放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身上，就是国际社会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弱肉强食，彼此为争得对自己本国家、本民族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而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就是部落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国家民族间的战争。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以前的野蛮状态，也懂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样一来，全球化和和平发展的主题就使得国家民族间的竞争主要放在经济领域。虽然地区争端不断，但国际趋势总的来说是向和平合作发展的。这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在人口激增的今天，对于生存空间、发展条件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有竞争的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不会完全失去市场。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弊两方面的实际意义，在社会中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