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1583年），御旨任命田义为南京副守备，同时以南京司礼监太监掌南京内官监印。三年后转正守备兼掌南京司礼监印，留都南京的军政大权都握在了田义的手中。南京是明朝早年定都的地方，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便定南京为留都，一切官府人员均照北京设置，宦官各监也是如此，就是没有皇帝，于是便设守备一人，以公、侯、伯充之。到仁宗时改为派一个宦官去当守备，俨然是皇帝的代表，职务自然十分重要。万历认为南京是“国家根本重地”，特命田义协助正守备新建伯王承勋及兵部尚书翁大立参赞机务、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保护宗庙山陵等，不得欺压百姓、乱征科税、以私减公、玩忽职守，务使军民“安分守法”，一定要“勉之慎之”，“庶副朝廷委托之重”。职权虽大，不过任务也非常重。

此后田义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特将田义由南京召回北京担任司礼监随堂办事，“总理中外文书，提督教习兼督礼仪房”。万历十九年（1591年），掌司苑局印。万历二十年（1592年）兼掌巾帽局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掌司礼监印，兼掌酒醋面局印，总提督礼仪房”。

在田义担任的这些要职中，司礼监随堂办事、提督教习、督礼仪房、司礼监掌印、总提督礼仪房等都属司礼监系统中至为关键的职务。礼仪房也属司礼监，一般由掌印或秉笔兼摄，掌管“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至于田义兼掌的司苑局、巾帽局、酒醋面局又分别是“八局”中比较实惠的职务，司苑局掌蔬菜瓜果，巾帽局掌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酒醋面局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

纵观田义的宦官生涯，发现他几乎是从始到终都在司礼监任职（内官监除外），无论是接受宫廷教育的内书堂，还是最后的司礼监掌印，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司礼监掌印，田义整整当了10年直到因病去世，这一职务在明代可谓举足轻重。正因为司礼监负责批阅奏章、传达圣命，所以大臣们对司礼监太监也是拱手听命，仰其鼻息，就是大臣入阁，照例要拿着名片，捧着礼物，先拜谒司礼太监，然后才正式就职；平时路上遇见则叩头跪拜。

伴随着田义职位的上升，也由于他忠于职守、谨慎操劳，因此备受万历帝赏识，得到的赏赐格外优厚。万历初年田义当内官监太监时，皇帝就赐他蟒衣玉带。万历十四年（1586年）赏他岁加禄米。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钦赐坐蟒，许禁地乘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再“钦赐内府坐橙杌”。此后，他还奉旨“团营大阅”和“法司录囚”，这些在当时都是特殊的恩典。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卧病不起，万历帝特派医官诊视，不久田义去世，万历帝悲痛不已，特为他辍朝三日，五天之内派三人去谕祭他，并赏给大量冥钱，“赐祭三坛”，又赏“东园秘器”，下令工匠挖地宫埋葬，特“树享堂碑亭”，永久祭祀——这是少有的恩典。至此，田义荣贵善终。

上奏陈疏为无辜

《酌中志》卷五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田义刚当司礼监掌印，就冒死拿着两折奏稿去密谏皇帝。

一折奏稿的意思大致是：近日以来外廷章疏滞留不报者太多了，以至于内阁、监察院屡屡催发，甚至有人疑惑，私下议论是万岁身边的人故意隐匿，不向皇上汇报，现在恳请万岁爷阅览批答。

另一折奏稿大致说的是：微臣我发现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有的惹皇帝生气，处罚遣送络绎不绝。有的被打成重伤，加上患时疫而死亡，天天都不在少数。向来是圣旨下达，当日用刑，而掌刑者怕连累自己，便用刑严酷；押解犯人者也怕牵连进去，日夜严加看管，致使受刑者能得性命的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有违圣德。万历皇帝看后觉得在理，奖励了田义后，便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而田义的果敢行为使众多的性命得以拯救，弊习立除，真正做了一件善事；同时他还劝勉皇上及时亲政，免得大权旁落，滋生变故。这与明朝大多数太监揽权的行径截然相反，很是难能可贵。

御前救吴宝秀

吴宝秀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进士，官拜大理评事，后被贬为南康知府。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口的税监李道仗着是皇帝的特使，恃势妄为。吴宝秀为人正直，不愿巴结李道，故不和他往来。李道恼羞成怒，诬告吴宝秀，说他阻挠税务，下令逮捕了他。宝秀的妻子陈氏闻讯悲痛万分，把平日积蓄的银钱和首饰交给宝秀，哭着说：“把这些作为路费吧！”当晚陈氏上吊自杀。

吴宝秀被押解到北京后，关在诏狱里。诏狱由锦衣卫直接控制，代皇帝行刑，权力超越一切法律之外，下诏狱就是下地狱，刑法极其严酷，生还的可能性极小。不少大臣也上书皇帝，为宝秀伸冤。奏章积压了十多件俱不上报，即便上报了，皇上也一概不理。

一日，田义汇集所有的奏疏送到万历面前，万历十分愤怒，把奏章都扔到了地上。田义从容地捡起奏章，又放到皇帝面前，磕着头说：“大臣们在门外跪候多时了，得不到答复绝不退出。”皇帝怒气稍平，把奏疏看了一遍，下令把吴宝秀由诏狱移至刑部。九月，吴宝秀被贬为庶民释放，次年病死，南康士民为宝秀和他妻子建了祠庙。直到天启年间，宝秀的冤案才平反，被追赠为太仆少卿，享受祭祀，并录用他一个儿子当官。

为矿税直谏皇上

万历三十年（1602年），皇帝突然病倒，急召大臣到仁德门听遗诏。一会儿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让他在朝房拟好遗诏，废除矿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还没亮，万历帝突然病好了，后悔要废除矿税，便接二连三地派内使去追回成命。沈一贯认为废除矿税是皇帝遗诏，岂能随便收回。最后因万历催逼过急，沈一贯迫不得已，交出了遗诏。就在万历派人追回成命时，田义正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神宗愤怒极了，抽出宝刀要砍杀他。田义深知矿税的危害，见皇上抽出宝刀，把生死置之于度外，毫不畏惧地说：“皇上金口玉言，何必出尔反尔！”

在田义据理争论时，中使拿着遗诏回来复命。田义愤愤然走出，正好撞上沈一贯。田义气愤地唾骂沈一贯，说他胆小如鼠，不能坚持把弊政废除。由于遗诏被万历皇帝收回，矿税让当时人民又多吃了18年的苦，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弊政才废除。

田义为人正派，不仗势欺人，乐善好施，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无辜。尤其是他在大事上能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敢冒死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这些行为在当时权监中是极为少见的。

蔡东藩先生在《明史通俗演义》中就矿税一事称赞田义：“不期太监中，亦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称赞他“贞介忠诚，有大臣度……性俭朴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也正因此，他死后万历帝给予他隆重的待遇，赐祭三坛，树享堂碑亭，祠额题为“显德”，更证明其德性高洁。后代的太监追随他气节品行而葬于其墓侧。而清代太监慈有方诚心发愿捐出私产，营建慈祥庵来保护田义墓地，使之以存久远。

田义墓又称慈祥庵、石香炉庵，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翠微山脚下，北距法海寺约1华里。田义墓建制宏伟，设计精巧，牌楼、享殿、坟冢、祭器等多用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及至清代，墓已废弃，无人管理。有一僧人至此，对墓园景物十分钟爱，恐其遭贪利奸徒破坏，于是奏请康熙皇帝批准，在墓园东邻建“慈祥庵”一座，称为“东曲”，并将田义墓作为“西曲”归入庵中。又由于庵前有一巨大的石香炉，“石香炉庵”便由此得名。田义墓前矗立一对高大的华表，门前有文官、武将各一人。墓园的石门气派非凡，门两侧各有一浮雕的卧狮。进入墓园，可见碑亭三座，亭顶内为石雕的盘龙藻井。中亭的碑文刻万历皇帝命田义镇守南京的谕旨；东西亭内的碑文分别记述田义的生平和功绩。碑亭后为石制享殿的残垣，殿中的石碑刻有清康熙帝的御批。享殿之后是石牌坊，其顶部已毁，门额上镌“古华阴渭川田公寿域”9字。穿过牌坊，就是田义的墓冢，其冢圆丘形，墓碑刻“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酒醋面局印渭川讳公之墓”，周围饰云龙花纹。冢前有雕刻精美的石供器。自墓冢右侧可进入墓室。墓室高大，长方形，拱形顶，正中建有石棺床。

此外，慈祥庵有殿宇两进，三楹，内供观世音像。两侧为禅堂。有一小门与田义墓相通。田义墓环境清幽，游人少至，如在清晨或黄昏前往最为惬意，不但能欣赏精致的文物，发思古之幽情，还能放松身心，享受一下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