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起，田余庆接替汪篯担任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教学。在教学中，他传承了钱穆、雷海宗、汪篯等人体现在北大历史系过去的教材《国史大纲》中的研究成果，经过三四年的反复努力，完成了一部包含这几年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的魏晋南北朝史讲义。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写作完成的。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田余庆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

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田余庆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研究中。1979年，田余庆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颇受史学界重视。

1985至1986年，田余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1989年，田余庆对门阀政治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一书。《东晋门阀政治》一经问世，便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他也被称为陈寅恪之后的中古史大家。

1993年，田余庆的关于秦汉魏晋史的若干论文，汇编为《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收入《说“张楚”》《论轮台诏》《隆中对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孙吴建国的道路》等十几篇重要论文。对秦汉魏晋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实质性推进。

2003年，田余庆以近80岁的高龄完成《拓跋史探》一书。对北魏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现象，北魏国史和鲜卑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问题，加以精细辨析。

2011年9月25日，全国首届“思勉原创奖”在华东师范大学揭晓，田余庆所著《东晋门阀政治》获思勉原创奖提名奖。

2014年12月25日凌晨6时09分，田余庆去世，享年90岁。12月26日，北大历史系设灵堂供师生追思，田余庆告别仪式于12月27日上午10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

在《东晋门阀政治》这部书中，很大篇幅用于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士民在南迁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民军事群体。江左朝廷吸纳这种力量，令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做抵御少数民族南侵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以流民武装力量为基础。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相应地，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余庆拓宽视野，把它看成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面对着纷纭的史料、错杂的史实，田余庆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的考辨发端，由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上到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田余庆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浓重了，而且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为魏晋南北朝史的解释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秦汉魏晋史探微》汇集了田余庆在1979年至1989年间的一批论文，共19篇。这些论文就秦汉魏晋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新见。《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对秦汉之际的楚地反秦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通过探讨秦政权、陈胜政权与汉政权之间关系，展示此期的政治发展的宏观趋势。《论轮台诏》一文，考证汉武帝由帝国扩张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转变；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线索，尤有新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论：“在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阶段，专制政权的干预所导致的依附关系发展的迟缓，也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涉及了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论断，其中对专制政治与经济依附关系的分析，可与“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之论点相呼应。《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权在草创期，与世家大族、黄巾余部、地方豪强等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隆中对>的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蜀史四题》等考察蜀国政治史，对千古闻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根据、来源和可行性重新评析，指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缺乏可行性；通过对大臣李严的兴废，展示了诸葛亮用人政策之实质，即如何处理刘备荆楚势力、刘璋势力和本土势力几个集团的关系，这个着眼点，显然高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泛泛之论。以往孙吴史的研究者，大抵把这个政权视为孙氏集团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产物。而此书所收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等文，又揭示了孙氏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还曾存在尖锐对立、相互敌视的阶段，两个势力的最终合作，乃形势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田余庆把视线转向北朝，转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并陆续发表论文。其相关论文汇总为《拓跋史探》一书（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这时候田余庆已值耄耋之年。北魏史的研究，汉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镇起义等向为热点，研究者众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国家政权发展的早期历程，则因资料奇缺，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就是在这个资料奇缺之处，田余庆又有新论。

田余庆从一个具体细节，也就是“子贵母死”制度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系列论题，如“离散部落”等问题。它们都围绕着这一主题：拓跋集团由草原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拓跋族面对着什么问题又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进而思考草原部落向国家转化时的规律性现象。

其《拓跋史探》中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体制性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国家进化的历程中，一族与他部族的姻戚、结盟、共生等关系，对国家发育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国家、王权诞生后，这种影响还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热点之一。近几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国学者一度以阶级斗争解释国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是各部族间的联盟、对抗与征服分外活跃。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

孟彦弘：有两点可概括田先生。一是学问有追求、上境界。沉潜深思，出手不凡。他们这代人，大学毕业，即解放，然后就是运动；“文革”结束，已五十多岁，读书的大好年华被“运动”了，但最后取得了这样好的学术成绩，令人钦佩。也许是因为没有量化考核吧，他最重视的，是学术论著的质量，强调的始终是心得、闪光点。《东晋门阀政治》作为个人著作，获当年的国家图书奖，良有以也。二是作人律己甚严，有所为有所不为。盛名之下，异常清醒，从未挂着主编，主持编写大而无当，甚至是不三不四的大书，可谓爱惜羽毛。放眼这十几二十年的学术界，田先生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难能可贵。

胡宝国：

李开元：

阎步克：先生总说能拼搏的时日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他平日里很少从事社会活动，淡泊名利，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经常嘱咐我们，学者真正的价值要以自己的作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