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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1914年(夏历甲寅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原为月刊。发起人胡汉民,由秋桐(章士钊)任主编,陈独秀曾协助编辑工作。主要撰稿人还有高一涵、周鲠生、杨端六等。刊物编排有时评、评论、通讯、文艺等栏目。自称“以条陈时朴实说理为宗旨”。所刊政论文章,反对袁世凯“好同恶异”的独裁专制,批评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制造的理论依据,如开明专制论、尊孔论等等,但不赞成以革命手段消除专制,赞成立宪,提出“调和立国”论,政治上主张孙中山的革命党与袁世凯政府调和;在文化上调和中西文化的冲突。陈独秀、李大钊曾在该刊月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表达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主张。该刊虽名为月刊,但经常脱期,1915年5月出至第五期后,移至国内出版,1916年出至第十期停刊。1917年1月在北京复刊,为日刊,1925年7月复出周刊,时章士钊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该刊遂成半官方刊物。时有为当时北洋政府反动统治辩护之政论。主张“农业立国”,认为西方发展工业导致世界大战,并以为以农立国,孔孟儒家文化才有寄托之处。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新道德力主复古读经,以为这犹如西方文艺复兴,“复古乃是新机”。1927年2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
1914年6月,李大钊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并曾为《甲寅月刊》撰稿,很受章的赏识。两人开始建立友谊。这次章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是积极支持的。《甲寅》第1卷第4号于1914年11月10日在东京出版之后,章士钊离开日本去了上海,杂志社也随之迁回国内。中断半年后,《甲寅》第1卷第5号才于1915年5月10日在上海续出。陈独秀亦于1915年6月回国抵沪,开的刊物时,特意向高一涵约稿。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为高一涵发表了连载文章《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至第3号载毕)。紧接,陈独秀又在《青年杂志》第2、3、4、5、6号接连刊发了高一涵的《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旧宿论》《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自治与自由》以及译文《戴雪英国言论之权利论》等文章,从而使高一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人物。这时,李大钊在《青年杂志》读到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文章,联系到高一涵在《甲寅》发表的几篇文章,对高一涵在学识上的见解和流畅的文笔均颜为欣赏。后来李大钊与高一涵成为知交。由此形成了《甲寅》编辑群体。
《甲寅》日刊创刊之际,李大钊特意写出开篇之语《<甲寅>之新生命》,为《甲寅》的新生鼓与呼。文章写得很短,却充满激情和哲理,结尾说:“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进化也,由是更进而谋以其自身之努力,奋发我国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进化,开导我国民使之进化,此又创办《甲寅》日刊的出发点与宗旨。写出《<甲寅>之新生命》,李大钊觉得言而未尽,为1917年1月29日出版的第2期《甲寅》日刊“时评”专栏又写出《调和之美》。这篇主要介绍美学原理的短论,实际是李大钊继《<甲寅>之新生命》之后,又一《甲寅》日刊的创刊词。
倡导民主主义
《甲寅》日刊最崇拜的是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信仰自由。袁世凯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
在《甲寅》日刊上,反对日本
重视俄国革命
《甲寅》日刊重视对俄国二月革命的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立即引起该刊的注意,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介绍此次革命情况,探索革命的起因和影响。其中尤以李大利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较为系统全面。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弊端。对于农民和城市广大工人的艰难困苦生活,在该刊上都有所反映。该刊还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揭露腐败
该刊还通过诗歌、小说、谚语、谐文等形式,揭露军阀、官僚、政客上层社会的腐败生活。如张究公写的《北京竹枝词》数首,对他们的腐朽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绘。什么宴会忙:请帖挥成付信差,军人政客坐团圆。还有什么捧角忙:楼名广德欢歌舞,嘱咐车来莫太迟。疏通忙:拍马吹牛擅长技,国亡家破也何妨等等。军阀政客们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该刊对青年和学生问题也曾发表自己的见解,指出学生问题在中国溥仪的消息,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
1917年《甲寅》日刊复刊之际,其时是中国政治多事之秋,北洋政府因内外问题争吵不休。对内恢复国会和制宪问题以及孔教应否定为国教等问题是争吵的焦点。对外是否参加欧战,两派意见也针锋相对。《甲寅》也参与争论,且在政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正当《甲寅》日刊影响日著之时,张勋复辟发生。1917年7月,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
该刊发行时间不长,但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的。据当时《太平洋杂志》主编李剑农评论说:“读连日《甲寅日刊》知都中名贤,亦皆注意秋桐君之议”。由此可见该刊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该刊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的立场,据说当时“惟《北京日报》《甲寅报》《亚东新闻》等四五家尚如鲁灵光殿,是中立态度,无恭维复辟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