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1 12:33
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
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
在已经进行的变法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榜样。李悝是法家人物，所以，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主持变法。他选中了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申不害。
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权术。这种权术保证了君主的权威，不至于旁落。
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所以，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大臣也变得老奸巨猾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的。《史记》上说：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
而且，韩国还在扩张上取得不小成绩。公元前353年，攻东周，取陵观、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高都（今河南洛阳南）、利（不详），公元前346年，韩国又与魏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的变法确实是得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所以，在韩国历史上，申不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家。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
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
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
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在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因此申不害变法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申不害相韩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同一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和韩国（申不害）变法结果很不同在于：
与其说是变法不彻底，不如说是变法的立足点不同：
前者秦国立足的法，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爵位不得功不能世袭，奴隶可封将军；而后者韩国也是法制，但是侧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执法的国君。
君臣关系，秦国变法之后，司马错、甘茂、张仪，甚至水工郑国都不是秦国人，秦国按法律按军工或者政绩封官，同时这些人可以在朝堂之上大胆谏言，比如司马错谏言取四川。
而韩国呢，虽然也是按律按军工或者政绩封官，但是还得看看韩国国君的脸色，还得看看现在在位大臣的脸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因此，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意为“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大悦”，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同样是惩罚，秦国太子犯法，太子傅秦孝公的兄弟被割去了鼻子。
而韩国，同样要看韩君和大臣的脸色。
韩国也是按能力用人，可申不害本人却给别人走过“后门”。
总而言之，秦国变法虽然也看君王，也看秦孝公的支持，没他的支持秦国成不了。但是，秦国变法，立足于法，法不必权贵，犹如洪水猛烈冲刷革新，等秦孝公死后，虽然商鞅被车裂了，但是变法的成果却深入人心，于是法令便继续执行。
而韩国，立足的是执法的君王，必不是完全的法制，多少带一点人制，其结果犹如江河入海，遇大山要绕行，半天入不了海。结果等韩昭侯死后，法令也就容易被废除，也就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