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情报工作岗位之前，申振民并没有受到过特殊技术训练。组织上虽然提出过深入埋伏的原则，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工作步骤。为了深入虎穴长期埋伏，他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为此，他苦恼、痛苦，甚至还哭过。

“那时候，父亲一人拿着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申强说，“但他的收入全交了党费，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

当申振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巩固并可以获得机密后，他就放手发展组织、加强情报工作，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对于三青团，毛泽东曾说过：“陕西三青团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显然，这与申振民、陈忠经的工作密切相关。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的组织，申振民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意或无意地交给他们中另一位同志来审讯、来执刑，在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位同志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意思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永远深埋在心底，以保护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强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革命的乐观派，他们常在相互见面时轻松幽默地说，“我们每天都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就这样，申振民他们长期隐匿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公开以国民党反动官员的身份出现，背着“骂名”直到解放后。

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全交党费

1915年5月2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王文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木匠的父亲给他取名振民。天资聪慧的申振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天津的名牌中学——南开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和进步书籍，高尔基的《母亲》他就爱不释手看了好几遍。

1937年，考取北平师范大学。

来到西安，深受胡宗南赏识的申振民，想尽一切办法迎合敌人的兴趣和满足敌人的需要，这是唯一可以获得信任和深入的办法。在敌人有兴趣于组织训练青年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他还以三青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中统。

他骑车闯敌阵机智救人

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了风险。申振民凭着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

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申振民报告说：“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动员全局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振民一听就明白，那是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他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陈忠经研究，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

谁去都意味着危险！申振民毫不犹豫地对陈忠经说：“你们都有家室，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牺牲了也无所谓，我去！”黄昏时分，申振民骑着自行车来到胡同口。他向四周观察，感到有些紧张，就先到附近公厕里镇静一下，然后又骑上自行车在警察重重包围中径直冲进住宅。

就在门外便衣发愣的时候，申振民对王石坚说了一句话：“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说都是我叫你干的。”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团的书记来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他找到策划抓捕行动的中统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责问：“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破坏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方无法，只好道歉：“对不起，因为发现王石坚家里常有人来往，他本人也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本想抓了再说。误会，误会……”

王石坚本来是秘密的，看来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陈忠经研究，索性把他公开化，决定让其成为专门训练共产党嫌疑人劳动营的中校教官。王石坚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

这一情况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嘉奖。嘉奖令说：“身入虎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机智勇敢，沉着大胆，含辛茹苦，英勇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机关免遭敌人的逮捕和破坏，转危为安；是全党的模范，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楷模。”

受蒋介石接见还被送美深造

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汇报，及时电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队攻打我军占领的一个县城。申振民获得情报后，立即电告延安。我方将城里军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队精心组织的进攻，结果扑了个空。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不绝。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申振民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我党电台广播及时将敌人的作战计划予以揭露，广为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日，国际上的苏联、美国、英国也反对中国打内战，在强烈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动。敌人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尽管申振民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仍一路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团长是蒋介石，任务主要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举办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会场，众多党政军要员出席。申振民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英姿出众，演说充满豪迈气概，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申振民两次，询问他在胡宗南那里的工作情况。蒋介石还是对申振民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立即召见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满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成为胡宗南“亲信”。在这个位置上，他为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1946年，胡宗南决定派熊向晖、申振民、陈忠经这三位帮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国留学。

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

周恩来胡宗南同作月下老

“要说我父亲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亲。”申强的言语间，透出对父母由衷的钦佩，“我母亲同样是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他们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胡宗南的支持。”申振民的夫人熊汇苓，是熊向晖(熊汇荃)的姐姐，出生于安徽凤阳的熊姓望族。她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由熊向晖居间安排，经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熊汇苓等不及参加授予硕士学位的典礼，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国。回到上海后，熊汇苓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专员。

熊汇苓回上海以后，熊向晖有一天向胡宗南报告：“汇苓已经回国了。”胡宗南得知熊汇苓尚未结婚，主动介绍说：“汇苓小姐是难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熊向晖将此情况向组织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并指定专人负责安排和促成这一婚事。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刘少奇亲自为他改名字

1949年7月，留学美国数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汇苓及陈忠经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熊向晖此前已经先行回国。　“他们一回到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上便指示他们改名字。”申强回忆说，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申强认为，组织上要求他们改名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党将委任他们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从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到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申健夫妇从内心感到自由、欢快和自豪，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结束任期返回北京。这段时期，正是中印友好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每年我国国庆，印度总理尼赫鲁都要到中国使馆参加招待会。

赴任古巴大使遇恶劣天气

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外交工作，也与地下工作一样，充满了艰险。1955年万隆会议前，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一手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在大会闭幕时，中方得到美蒋特务要刺杀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密情报，为了保卫周恩来的安全，中方代表团临时紧急组织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同志，围在周恩来的周围。身材高大的申健和其他同志一起，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挤，一点点往外挪，最后将周总理安全地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目送着周总理乘坐的汽车缓缓驶去的时候，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申健赴古巴担任大使途中。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个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申健于1960年10月被周恩来亲自挑选担任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当年12月，申健一行途经莫斯科、布拉格、瑞士，乘坐荷兰航空公司的包机，飞往哈瓦那。碰巧那天古巴天气特别恶劣，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无法降落。机组人员告知申健，云层太低无法降落，只能飞往美国的迈阿密。申健一听，坚决不同意，因为美国当时是中国的敌对国家，新中国的第一任驻古巴大使出现在美国绝对是爆炸性的国际新闻！

他一再恳请机组人员千万不能飞往迈阿密，同时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开始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为万一遭遇不测做准备。机组人员决定冒险强行着陆，完全凭借着机场雷达的指挥，飞机成功地盲降在哈瓦那机场。新中国驻古巴的第一任大使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在古巴担任大使时期，恰好遇到美国雇佣军登陆猪湾、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申健沉着应对、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将中古关系推向了高峰。

1964年离职驻古巴大使。

组织上评价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外交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