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PL），意在传播易比派的盗窃技术，特别是电话盗窃技术。

在70年代早期，欺骗付费电话、设法盗电和盗煤气，或是打开自动售货机取走零钱，

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技术，而传播这种技术则必须具备藐视世俗的勇气。易比派从来不乏这种

勇气，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对他们的行为越是不齿，他们就越是感到高兴。盗窃现有系统，

意味着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的蔑视。

并且，盗窃电话服务也是政治组织上的要求。易比派成员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没有钱，

甚至常常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因此，他们必须随时能够使用长途电话，作为相互联络的工

具。

YIPL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几年，然后，阿尔·贝尔脱离了易比派，另外创立了《技术辅导计划》（TAP）。越战结束后，易比派渐渐衰败，到此时，贝尔的身上已看不到什么

激进色彩，他和TAP的几位撰稿人已转而从纯粹的“技术权力”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

由于电话盗窃技术是如此有用，它的生命力超过了易比派运动本身。

TAP上面刊出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AT&T的内部技术资料。AT&T并不想让这些信

息在外界流传。这就是关键所在：早期的电话飞客如德雷普四处宣扬免费打电话的革命意

义，但TAP的这帮人则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们认为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多地散布

有关贝尔系统的知识。他们为掌握击败贝尔系统的专门知识而骄傲。到1975年，这份只有

4页的简报的订户已达1300人。一度充满政治意味的语言为晦涩难懂的技术语言所取代。

每周五晚上，一小帮TAP中坚分子会聚集在曼哈顿的一家餐馆中，许多人来不及脱掉西服、

扯下领带。他们在白天是标准的白领，到了晚上，或者是在杂志上，他们的身份就完全不同

了，自称为“教授”、“巫师”或“原子博士”。

70年代未，贝尔离开了这个小圈子，一位自称汤姆·爱迪生的电话飞客接管了TAP。和

他一起干的还有契舍·凯特里斯特（这也是个化名）。契舍12岁开始对电话入迷，他偷偷

地把家中的音响设备与电话连接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一边用电话听筒听音乐，一边做作业。

如果妈妈走进他的房间，他只需把电话挂上就行了。19岁时，他成了一名电传专家，在家

里的计算机上编程，把计算机变成了一台电传机。很快他的征求笔友的启事就通过电传满世

界飞了。他是TAP的忠实读者，20多岁的时候他来到曼哈顿，立即加入了这个小圈子。

准确地说，TAP代表的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对贝尔系统高度蔑视的态度。契

舍和他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在这个系统中游荡，给AT&T捣乱。他们对外人解释说，他们热

爱电话系统——是系统背后的官僚机构招人憎恶。

通常，这些人并不是想着如何欺骗电话公司，而是专注于寻找电话系统的缺陷并最大限

度地加以利用。与系统较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抢占AT&T的上风，把这个似乎垄断一切的

庞然大物踩在脚下，是电话飞客们最大的快乐。

随着计算机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TAP的读者群对计算机与电话的结合产生了越来越

浓厚的兴趣。如果全球性电话网让电话飞客们乐而忘返，想象一下全球性计算机网给他们带

来的刺激吧。只需一台调制解调器，一个聪明的电话飞客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计算机网络。

电话飞客对计算机开始着迷，这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电话的电动机械交换系统迅速

让位于计算机系统，突然改变了电话的操作规则。计算机交换系统的到来，戏剧性地增加了

电话飞客的风险，但可能的回报也更高了。电话公司的自动检测技术空前提高，能够从电话

飞客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嗅出他们的所在。危险增大了，但游戏也更富干刺激性了。一旦一个

侵入者控制了中央交换机及其记帐设备，就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虽然中央交换机通常都设有

安全防护装置，但却远非无懈可击。这样，新一代的电话飞客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免费打电话

了。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窈听，篡改电话账单，关闭别人的电话服务，甚至改变服务的种

类。一个著名的故事是，一位电话飞客指令计算机将某人的家庭电话变成了一部付费电话。

当受害人拿起电话时，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声音要求他先投市。

对电话飞客来说，由简单的电话技术转移到更加复杂。更加有力的计算机技术，是一个

无法抵御的诱惑。

1983年，正当TAP引导电话飞客进入新大地时，它遭受了一次致命打击。爱迪生家遇

到抢劫和纵火双重劫难。抢劫具有专业水平：爱迪生的计算机及大量软盘——用以出版TAP

的全部工具——被席卷一空；而纵火手法则不很高明：汽油浇得不够，纵火犯也忘记打开窗

户让火烧得更大。爱迪生和契舍一直怀疑这一事件是电话公司所为，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

最终，TAP毁于这次打击。大火后又过了几个月，TAP出版了最后一期。

如同TAP所宣扬的，盗打电话的形式有很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盗取电话访问码。把费

用记在偷来的号码下，当然是盗窃电话服务的好办法。这种做法在那些离家很远、身边又没

有多少钱的外乡人中非常普遍。盗码行为在大学宿舍、军事基地以及常年飘泊在路上的摇滚

乐队中司空见惯。最近一段时间，从第三世界国家中涌入美国的人也常弄此道。盗码不需要

多少技术，但却占据了电话盗窃活动的大头，由此引发的损失远远超出非法入侵计算机造成

的损失。

在80年代中后期，电话公司出台更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前，计算机盗码活动在数字化地

下世界里十分猖撅。你只需编写一段计算机程序，不停地用任意选取的代码试探电话，最终

必然会有某个代码能够命中。这种程序可以整夜甚至整星期运行，直到你获取了一大堆盗

来的访问码。

今天，用计算机不停地拨打电话以获取代码的做法很容易被侦察出来。如果某人不断使

用偷来的代码，也不难被电话公司抓到。然而在80年代时，公布盗来的代码是飞客们遵循

的基本礼节。如果你获得了某个有用的代码，你有义务将其公之于众，以便整个“社区”共

同享用。这样，飞客在自己的卧室里，就可以安全、方便地使用盗来的代码，无需担心被抓

住和受惩罚。

另一种形式即使用“蓝匣子”。这在当时很少被视为“盗窃”，而是一种“使用多余的

电话容量”的无害而有趣的行为。毕竟，长途电话线就在那里……你会伤害谁呢？如果你没

有损坏系统，没有消耗任何有形的资源，别人谁也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那么，会产生什么

严重的后果呢？你到底“偷”过些什么？直到今天，这都是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电话盗窃活动从未绝迹过，不仅如此，随着电话服务日益复杂化，新的盗窃手段层出不

穷。

移动电话特别容易遭受攻击，其中的芯片可以重新编程，给出一个虚假的身份，从而避

免交费。这样做也可以防止警察窃听，这使移动电话成为贩毒分子理想的通讯工具。

盗用移动电话号码正迅速成为90年代最大的诈骗行当之一。为了安全起见，移动电话

的程序中编入了两个号码：一个用以识别电话本身，另一个用以识别用户。每一部移动电话

在使用时都发出由这两个号码组合成的信号，这种信号迅速传向最近的发射塔，电话窃贼们

使用电子扫描器从空气中截取电话号码。除非不开机，合法的移动电话用户几乎不可能保护

其号码不被盗用，窃贼们能够截取任何人的信号。

这些被偷盗的号码，有时甚至是带有个人密码的号码，将立即在往往同样是偷盗来的移

动电话中被“复制…(cloning)。“复制”的过程是，窃贼用一部膝上型电脑和特殊的软

件，将拦截的号码编入手中的移动电话，从而使其与受害者的移动电话成为“孪生子”。这

些移动电话随后将被出租给贩毒者、大学生、思乡的移民以及希望秘密地和便宜地与别人联

络的任何人。

这些电话号码的合法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号码已被盗用，直到收到每月一次邮寄来的

账单，发现上面有数十页他们从未打过的电话的记录。在美国和加拿大，每月大约有6

万个电话号码被复制。

大公司里的专用小型交换机也常常被侵入，飞客利用它来盗打长途，”而账单却由该公

司来付。账单上的话费可能达到天文数字，因为飞客成群结队，又是堡电话粥的好手。因为

这样的事情，电话公司和大公司客户打了不止一次官司，双方谁也不想承担盗打电话的财务

责任。这不仅肥了飞客，也肥了律师的腰包。

语音邮件系统同样会被人利用，飞客盘踞在系统里面，用外人莫名其妙的黑话交换盗窃

的代码或非法的技术知识。他们还可能抹去正常的留言，窃听私人留言，或给用户留下粗俗

不堪的录音。

窃听移动电话和无绳电话（cordless phone）的情况也很严重。这对那些追求技术权力

的人有莫大的吸引力，面对受害者，他们觉得自己技高一筹，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窃听与很多罪恶联系在一起。大部分窃听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视欲，但受

害者不经意说出的信用卡号码，可以被立即记录下来加以利用。窃听还导致了不少讹诈和工

业间谍案件，并酿成肮脏的政治风波。

由于电话网早于计算机网，所以电话盗窃分子也较电脑捣乱分子活动得更早，两者的区

分在今天已不是很清晰。电话系统已经数字化，而计算机则开始通过电话线“交谈”。随之

而来的是，电脑捣乱分子学会了盗窃，而电话窃贼则学会了捣乱。

尽管界限日益模糊，但电脑捣乱分子与电话盗窃分子之间还是有些不同。前者对系统本

身更感兴趣，乐于同机器打交道；后者则更有社交才能，操纵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与他

人打交道。电话盗窃与电脑捣乱相比要活跃得多，范围也广得多。电脑捣乱分子大多是年轻

的、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男性，人数不算很多，而电话窃贼的队伍则更庞大，并且，它

是由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