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4 11:02
畅观楼建筑为欧式风格，七楹两层，正门处有珐琅镶嵌匾额书“畅观楼”。楼墙体为土红色，有75厘米高灰色砖砌筑的基座。楼的东西两侧不对称，东边为圆柱形三层，楼顶为一圆形平台，有一圈紫铜制作的欧式花饰栏杆，在此可俯瞰远处。西边为八角形二层，屋顶有一座似中式须弥座的基座，托住八角锥形屋顶。楼的正面中间有一凸出带廊柱的雨蓬，廊柱为白色。雨蓬的顶部为二层室外平台，设有欧式的花瓶石雕栏杆。正面为七开间，两边分别三开间带外廊。一层外廊处设有45厘米高的座凳；二层外廊有高1米左右的栏杆。上下栏杆均为绿色。外廊一层的墙面镶嵌有中国卷草饰样的砖雕；二层的墙面上，只在门窗的拱顶部分，稍作修饰。楼的东西面及南北面中间处，均有相对应的阶梯形马头墙，每一台阶处，又有一似宝葫芦形的绿色饰物。
畅观楼周围环水，绿树掩映。楼南数十米处有一座白石小桥，名南熏桥。桥南东有一铜狮，西有一麒麟，均口能喷水。《本国新游记》中记述“此狮于开筑园场时得之土中者。”1909年《顺天时报》登载的一篇游记中记述这对铜狮、麒麟时写道：“东边的铜狮，由狮口内向下喷水，水线万道；西边的麒麟脑袋向上，作回顾状，却由口内向上喷水，激射力大，如同巨泉，水声悦耳。两者的下边，各有一长方形池，池内有金鱼数尾，池水被喷水冲滴如同活水一般”。
畅观楼内的陈设、器具以西洋式为主。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有转圈4人的；有3人、2人的。2人的沙发为“S”形。椅垫等大部分是农工商部绣工科特别制造，花卉禽鱼五彩灿烂。楼梯上下及地板皆铺地毯，铜条饰边，地毯也是五彩织绒的。楼内四壁悬挂螺钿屏、钿绣屏，绣屏上有款识。有画屏四帧，为金陶陶女士手笔。
西边二层东西两室内，各置一铜床，帐褥皆黄色，为慈禧、光绪来场休息之处。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九月，慈禧及光绪曾两次来场，均在此小憩。慈禧第一次来畅观楼时，在三层平台上观看场内景致，并与光绪、裕德龄、李莲英等在楼上用茶点。东边三层楼上，陈列珍贵瓷器，主要为日本制造。
宣统三年(1911年)，畅观楼售票，任人游览，票价每人二百钱。
1912年8月29日，31日，9月1日；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此，参加广东公会、全国铁路协会、邮政协会；北京参议院及军警界为其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合影留念.
民国时，畅观楼内设有两面特大型“哈哈镜”，摆在楼下大厅左右两侧。一面照人细长；一面照人矮胖。均是紫檀螺钿边框，紫檀底座。室内屋顶上悬挂各式多盏料丝挂灯。墙上悬挂大型油画，地上铺地毯。楼中多宝格、玻璃柜内，都陈列着各种瓷器、料器。门票为铜币10枚。
新中国成立后，畅观楼曾接待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团。
十世班禅与中央政府商谈西藏和平解放之事时亦在此住过。1955年3月，毛泽东曾亲自到此看望西藏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
畅观楼 还两次辟为青少年科普馆。
“畅观楼事件”就发生在畅观楼，时间是1961年12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对“畅观楼事件”进行“革命大批判”，畅观楼一时间出了名。
90年代畅观楼由北京皇家国际俱乐部租赁。
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西南部畅观楼南侧，建于1908年，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为中国传统建筑格局。因其屋顶结构系由三个房脊相连而成，故而也被称作“三卷”。
鬯春堂的“鬯”字实际上与“畅”同音同义，是一座完全中式的建筑，采用的是内庭宫殿式样，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前廊後厦，穿堂门，房屋四壁全部是高大的玻璃窗，堂内地板由金砖铺成。周围的回廊有24根立柱，廊内四墙装有豁亮的玻璃窗。
整座建筑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与北面的畅观楼遥遥相望，一个像身着皇家盛装的中国世袭贵族，一个像服饰华丽的西洋宫廷美女，相映成趣
鬯春堂鬯春堂四周由假山环抱，假山之外一度环绕种植了芭蕉、梨树、杏树、桃树，古槐遮荫。
建成后鬯春堂内摆设有紫檀木和花梨木家具以及慈禧太后御笔书画作品十二幅。
1917年，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出任北京政府的农林总长，曾在这清幽静谧的鬯春堂内居住了八个月。
宋教仁，字避初(亦作钝初)，号渔夫，1882年4月15日生于湖南省桃园县上香冲，1903年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由于接触很多爱国志士，开始萌生革命思想。1904年与黄兴等人创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任副会长。策动湖南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学习法政。
1905年6月，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宣传革命。他不仅在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还明确提出“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把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清斗争和反帝斗争归纳于“爱国主义”，在当时这种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协助孙中山创建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的同盟会，宋教仁先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湖南分会副会长、同盟会庶务等职务，及机关报《民报》编辑，进行了有关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大量研究，为日后制定中华民国的基础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宋教仁受孙中山委派，回国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他在武昌发展的同盟会分会成员于当年10月10日直接发动了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就是由宋教仁起草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法律文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教仁担任法制院院长，主持制定了临时政府的诸多法律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主权在民”，正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临时约法》的制定与颁布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设在北京的民国政府，内务、外交、财政、陆军、海军五个主要部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担任总长；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相对次要的部门由同盟会人士担任总长。
3月30日，宋教仁在唐绍仪担任总理的内阁中担任农林总长，4月初赴北京就职后，就住在归属农林部管辖的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前身)内的鬯春堂。宋教仁在这里开始研究制订《全国农林事业的发展规划》，还没有等到计划实施，唐绍仪便在袁世凯的排挤下被迫辞职。
7月，因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面目日益暴露，农林总长宋教仁与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的内阁成员辞职。
此后，宋教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党务方面，为推行议会道路开展大量活动。经过他的广泛宣传、奔走活动，经孙中山同意，最终以中国同盟会为主，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党联合组成了国民党，以便同袁世凯抗衡，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孙中山出席大会，被选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为副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代表孙中山管理党务。
在此期间，宋教仁一直住鬯春堂，并经常在畅观楼会客、开会。
1912年10月，宋教仁离京南下，安排部署各省的选举工作。
1913年初揭晓的参众两院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党在席位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正在南方的宋教仁异常兴奋，匆匆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途。一路上，他到处发表演说，宣传鼓动组织国民党内阁。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回湖南探亲后经上海回北京。在上海北站被袁世凯指使亲信赵秉钧派杀手刺杀，子弹击中腰部。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护送宋教仁去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宋教仁伤重不治，于3月22日凌晨在医院去世，终年31岁。
宋教仁临终之前，委托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这位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幕后操纵刺杀他的主谋正是那位道貌岸然的袁大头！
但是，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此时还对所谓的“合法斗争”抱有幻想，孙中山“兴师讨袁”的主张仍然没有被党内的大多数人接受。直到袁世凯开始下手清理国民党人，并公开大肆镇压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一再提倡的开展武力斗争的意见才被采纳。但是机会已经错过，“二次革命”很快失败，革命党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及数年的时间之后，才重新恢复了元气。
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凶手们自然没有好下场：武士英、应桂馨、赵秉均先后被袁世凯杀人灭口；洪述祖潜逃出京，躲到青岛潜伏，直到1917年他以为风头已过，贸然前往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捕获，1918年4月在北京以绞刑处死。
袁世凯则因皇帝梦的破灭，于1916年6月6日暴病身亡。
令人惋惜的是宋教仁，这位胸有治国安邦雄才大略的栋梁之材，仅仅活了32岁。
宋教仁被害引发了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在当年7月发动的“二次革命”讨袁战争。
1916年6月，为纪念宋教仁，人们特地在宋教仁住过的鬯春堂北面建立了一座2米高的“宋教仁纪念塔”，环塔四周种植柏树百余株。可惜纪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毁掉；只剩下一座低矮的塔基。
日军占领北京期间，北京政府实业总署署长王荫泰经常在鬯春堂宴请日本顾问。
1945年初日军占据园艺实验场，将鬯春堂作为仓库使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革命军接管，继续将鬯春堂作为仓库。
1990年初不慎失火，烧毁鬯春堂全部木构建筑！不久重建，重建后的鬯春堂一直空置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