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界壕防御工程体系中，界壕防御工程体系以线性防御作为最前沿的防御手段，而军事聚落防御体系则位于界壕工程后方，一部分较为平均的沿界壕线上布置，形成长城线上一个个的兵力戍守点；另一部分呈南北纵深布局，作为前线作战的人力、物力供给处；还有一部分作为指挥系统，位于长城沿线最内部 各个种类的军事聚落数量依次递减，并通过信息传递工程将线性的界壕防御与点状的聚落防御网联系起来，使金界壕军事防御工程更为完整与优化。

通过考古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得出金界壕军事聚落的四个中心防御据点：金泰州、临演府、抚州与丰州。其整个军事聚落防御结构以这四个节镇州为中心，向西北呈放射状分布，并依据金边疆军事管理层级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层级结构，包括紧沿界壕线性密布的边堡与疆域内纵深分布的屯兵堡，以及后方的大型指挥堡三大层次的军堡。边堡为基层的防御单位，可分两种，一种边堡依托长城为一面堡墙，另筑其他三面墙；一种边堡独立成堡，以界壕内侧居多，均听从上级边堡指挥。这些沿线密置的边堡有利于就近驻防，左右呼应；屯兵堡主要功能为驻屯军队，有军事职能部门，统领本堡内所属边堡的守军，处理本地段内的战守事宜，以及部署所辖界壕、烽煊等工程设施的守卫工作，一般位于界墙之内，选择河谷交汇处台地上修建，与界墙的间距视地形而远近不一。堡大小各异，小者简陋且只有四面墙，平面多为正方形，面积约1万m2，一般在南墙正中开一门，个别加筑瓮城。大者结构相对复杂，有些设置内外两层墙，三面或四面开门，设瓮城，部分堡城墙外有马面且有挖壕。堡内有军官办公居住的地方；指挥城堡内屯驻大量军队，有军事职能部门和行政职能部门，统领下属各边堡。通常为路下州城或是其下辖支郡，并在战时作为指挥机构所在地。重要城堡面积多在百万m2，内部结构复杂，城内有功能分区，道路清晰，城防设施完备。重要城堡还兼有生产与贸易等职能。

金界壕由壕堑、壕墙（又称“堤”，壕堑旁边的墙体）、以及墙体上的马面、女墙等组成的。界壕采用屯土筑壕，呈堑壕状，以防战马冲越。掘壕取土在内侧筑墙，界壕现虽已颓坍，但从保存较好的片段或己坍毁的墙体土方量看，壕深加墙高至少超过4m，高的可达5m以上。墙体上筑有马面，高出墙身，伸出墙外，可使戍卒居高临下利于射箭，加强防御。依据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配有单壕单墙、单壕双墙、双壕双墙等不同类型的防御设施。双壕双墙形制从内至外由主墙、内壕、副墙、外壕四部分组成，总宽最小处有30m，最大处达60m。每个壕沟的宽度不宜太大或太小，太小不能有效地阻止战马跨越；太大则使陷入壕沟内的战马容易腾跃出壕沟。建筑材料多为土筑或土石混筑。只有部分位置进行夯实。王国维在《金界壕考》中提到：“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者，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由此可见，金界壕界壕的主要目的不是阻止敌人进入，而是增加敌军进攻的难度和延缓其进军的速度，与其他朝代高大的边墙阻挡敌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金界壕线上的信息传递工程是金界壕防御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烽隧和骤铺来完成。烽隧建筑的作用是及时报警，通过点燃烟火传递军事信息，告知上级前方战线的消息。同其中烽火相应，即指烽火台按间距布置，遇有情况可以相互呼应。通过东北路界壕的考古调查，共发现4座人工筑建的烽火台，其余都是利用自然高地作为烽火台。可见，金界壕的烽隧与其他朝代的烽隧并不完全一致，其功能可能由部分马面来完成，也可在自然高地上完成，且各路段的配置不一，故金烽隧建筑遗存不多骤铺的作用是交换军情讯息、保障军事物资运输安全，并可供递送公文的人员或往来官员暂住、换马等。其规模与屯兵城堡相似，有城防设施。金世宗时设置递铺，由兵部统一管理。一般建在驻有军队的主要交通线附近。章宗时期，为适应战事需要，成立了传递速度更快的急递铺组织。

金界壕研究是从《金史》的修纂展开的，但当时只是收集资料，还谈不上真正研究。明代时期，几乎不见关于金界壕的研究成果。明对金界壕缺乏研究的原因可能是漠北被蒙古占据，接触不到金代所修筑的长城，不过明朝在修《元史》时，将《金史》中称为界壕的军事防御工程称为长城。王国维在写《金界壕考》一文中已注意到这条史料，并称：“《元史·速不台传》并谓之长城。”

到了清代，金界壕的研究有所进展。黄彭年主编《畿辅通志》记述了乾隆皇帝关于金界壕的诗文；其《古长城记》篇载：“木兰自东至西，延袤数百里，中横亘若城堑之状，依山连谷，每四五十里辄有斥堠屯戍旧迹。问之内蒙古及索伦，皆云：此古长城也”。此即指金代漠南长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也对金界壕进行了记载：“汪古部扼守长城要隘，防御北族。汪古部主阿剌忽思的斤忽里附于成吉思汗，导兵入隘，于是长城之险尽失”。此指阴山金界壕。光绪年间，主政黑龙江银库的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记载：“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数千里，直达木兰（围场），土人谓之乌尔科，流人之去，不识途者，多由此入关，乾隆帝御制文集有古长城说”。西清在对金界壕考察后，将其写入《黑龙江外记》，可以说西清是最早对金界壕调查的学者。

清代光绪年间任黑龙江舆图局总纂的屠寄，应大清会典编撰委员会之约，主修《黑龙江舆图》。在《黑龙江舆图》中，对金界壕的走向、位置，进行了详细标注。从金东北路界壕起点达里带石堡子一直到鹤五河，并把三道长城及复线都标出，将其称为“金源长春边堡”。从舆图标注情况看，当时动用了许多人力、物力。这是首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金界壕调查，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金史》里没有记载，所以后世研究金界壕时，往往从屠寄的调查结果，把金东北路长城起点定在嫩江右岸的后宜卧奇屯。屠寄写《蒙兀儿史记》时，根据《金史》记载，对金东北路长城的大致分布情况、走向、分段都进行了考证，特别指出了金界壕“加女墙、附堤当在明昌间”。这说明屠寄不仅组织人力对金东北路长城进行了测绘，而且对有关金界壕的历史文献也进行了研究。

民国年间，金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许多学者开始对金界壕进行研究，王国维《金界壕考》、吴延燮《东北三省沿革表》、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赵铣《索伦记略》、孟定恭《布特哈志略》、张家璠《呼伦贝尔志》、李文信《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都对金界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民国前期还只是文献考证，到了民国后期，由于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有些学者开始对金界壕进行考古学调查，出现了对金界壕的专题研究。王国维开金界壕研究之先河，使人们注意并开始研究金界壕。他自己在《金界壕考》中也说：“有些问题还不能确切，有待后来目验者决之”。王国维在当时的条件下，凭《金史》、《元史》等历史文献，对金界壕进行考证，实属开创之作。《金界壕考》对金界壕进行了全面的考述，包括工程的称谓、分布与走向、建筑时间、建筑结构及历史沿革等，成为金界壕研究史上奠基之作。1939年至1944年间，考古学家李文信三次对金临潢路长城进行了田野考古学调查，写了《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李文信开启了对金界壕的考古学调查，使金界壕研究由文献考证转为以考古调查为主、辅以文献考证，为其以后金界壕的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金界壕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9年以后，金界壕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重视对长城的保护，许多专家学者考察了不同地段的金界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文物局开展全国文物普查，对许多地段金界壕都进行了科学考察，有的地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这期间最早对金界壕进行考古学调查的，当属黑龙江省博物馆。从1959年3月至1960年10月先后三次对金东北路长城黑龙江段进行了调查，内容包括金界壕的建筑结构、分布与走向，以及附近的大小古城情况。

从20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内蒙古、河北等省区一些市、旗先后对其辖区内的金界壕进行了考古调查，有十余篇调查报告见诸报刊。1975年9月至11月间，哲里木盟文物普查队在对哲盟各旗县文物普查时，对科右前旗、突泉县、科右中旗和扎鲁特旗境内全长480公里的金界壕进行了调查。1978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吉林大学历史学考古专业和哲里木盟博物馆的同志联合对吐列毛杜古城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并调查了附近的界壕。1981年6月23至8月23日，哲里木盟博物馆对霍林河矿区的金代长城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清理。1981年5月，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对其境内的金代临潢路长城局部地段进行了实地踏查。

1978年和1982年，河北省有关地、县文物工作者曾对金代长城进行了实地调查，基本上查清了河北省境内的金代长城的分布、走向、建筑特点。1987年8月，达茂旗文物管理所对其境内总长度70公里的金界壕进行了调查。1988年8、9月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历时一个多月，对其境内179公里的金界壕进行了调查。2004年2月6日，齐齐哈尔市政府组织国内辽金史专家在碾子山区召开了金界壕历史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研讨会的特点是不仅研究金界壕本身，而且还研究金界壕的保护利用问题。

俄国探险家克鲁泡特金于1852年调查了今横跨俄、中、蒙三国的金代岭北界壕，只是出于军事目的，没有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金界壕进行考古学调查。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包诺索夫对金界壕进行了调查。1939年9月，包诺索夫调查了东北路长城，撰写了《成吉思汗边墙初步调查》。

日本出于大陆政策的需要，在上世纪初就着手对中国东北历史地理进行研究。在金界壕的研究上，津田左右吉《金代北边考》发表在1918年4月出版的《满蒙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上，长谷川兼太郎《柳条边墙与金边堡》发表在1938年出版的《同仁》第12卷5、7号上。另外李文信说日人鸟居龙藏的《辽代文化之再访》也涉及了金界壕的研究。

2020年11月，入选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