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4 15:56
释文（清张弨《瘗鹤铭辨》录）：
瘗鹤铭并序。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奞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着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明门去鼓，华表留形，义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荆门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夅岳征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
《瘗鹤铭》是一位隐士为一只死去的鹤所撰的纪念文字。此摩崖原刻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然对书者，历来众说纷纭，一直争论不休。这主要是由于铭文只书其号，不写真名，让人猜谜至今。主要观点有三：
一说为东晋王羲之所书，由唐人孙处玄所撰的《润州图经》最早记载，故而黄庭坚等学者认为出于王羲之笔下。在镇江，流传的也是王羲之所为，王羲之的妻子是镇江人氏，王是镇江之婿，再加上美丽的传说，故而《瘗鹤铭》出于其手，犹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说是为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刻，南朝道教首领陶弘景所书。此说最早由北宋学者、书法家黄伯思提出，他认为陶弘景隐居茅山时，晚年自号“华阳真逸”，而铭文也颇有道教口风，此说宋代即得到大批学者认可，明清也有许多学者赞附。
三说书者为唐朝的王瓒。宋张邦基在《黑庄漫录》云：“⋯⋯观铭之侧，复有唐王瓒刻诗一篇，字画差小于《鹤铭》，而笔法乃与瘗鹤极相类，意其王瓒所书”。另外还有其它几种说法，如清程南耕以为是唐皮日休书，还有人认为是唐朝顾况等所写，对此也各有各的理由。
现代学者们虽倾向陶弘景说居多，但亦未能成定论。
《瘗鹤铭》用笔纯熟，体现出成熟楷书的书法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书写者很好的书法修养。用笔起收有致，撑挺劲健，多用圆笔藏锋，逆起圆收，饱含篆隶之意，故意趣高古。而在此基础上，北碑风格的方折用笔也间或出现，增强了其雄健之气，从而体现了《瘗鹤铭》“意会篆分，派兼南北”的风貌。而且，在用笔上，《瘗鹤铭》与《石门铭》颇为相似，豪逸古朴，深沉凝重，锋中笔圆，势若飞动。主笔往往伸得很开，意如荡桨行舟意境幽远。圆笔藏锋，却从篆隶变化而来。
《瘗鹤铭》其结体宽博舒展，变化丰富。上下相衔，如仙鹤低舞，仪态大方，飘然欲仙，透出“潇远淡雅”的韵致。虽为大字，结体舒展却不松散，具有小字结体的谨严与法度，紧结茂密。同时，其结体由中宫向外作辐射状，宽博舒展，上下相衔，仪态大方，似散还合，平中求奇，尽具真率之情，或纵或横，得字之真趣，错落疏宕，气势宽宏。
《瘗鹤铭》在结字上着实独具匠心。苏轼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即大字的结构容易流于松散无神，黄庭坚则以此铭的结构作了回应，足见此铭书法结字之妙。每一字有每一字可以玩味的地方，无丝毫烟火尘俗之气。其平正稳健者如“鹤”“得” “纪” “流”等字，安闲肃穆，平稳持重；其开张放逸者如“禽” “朱” “外” “石”等字，大开大合，收放自如；其纵势疏放者如“事” “华” “篆”等字，体势丰伟，气度豪迈。另外还有一些颇不寻常的结字，极具艺术效果，其错位者如“胎”，其欹侧者如“丹”，其疏朗者如“浮”，其夸张者如“势”等，可谓独具匠心。
《瘗鹤铭》该刻石造型不同于其他行列分明的碑刻摩崖字迹那样将字形大小规整统一，而是大小错落变化反差很大，有行无列，颇类行草书的布局之法。《瘗鹤铭》中字体大小各异，灵活多变。萧疏淡远，寓华美于沉毅，凌空弄翰，得苍雄之笔力。朴茂雅致，字形活泼，使章法生动而和谐统一。整体气象浑凝古朴、舒展自然，运笔以圆笔中锋为主，弱化提按，在一个字中笔画的粗细对比并不强烈，但字与字之间有时却反差极大，如“髴”字笔画之细，“禽”“固”“仙”字笔画之粗。转折视结构灵活变化，忽方忽圆，结字随意安排，忽大忽小，字形也略微倾侧，使得行气令字迹在上下左右之间相互映衬呼应，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浑然一器，整体感极好。
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又：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无过《遗教经》。
北宋书法家欧阳修：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
北宋文人苏舜钦：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南宋书家曹士冕：笔法之妙，书家冠冕。
明代文人王世贞：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
清代文人何绍基：自来书律，意古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
清代书法理论家王澍：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
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赅上下数千年之字学。
现代文学家郭沫若：从字体上看，既有真书的形，又保留了楷书的基本笔法，反映了隶书向真书过渡的痕迹。
《瘗鹤铭》是南朝石刻书法中最具重要意义的石刻之一。其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典范之一，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
《瘗鹤铭》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碑刻，为书法石刻中的珍品。在焦山碑林的所有石刻中，《瘗鹤铭》为第一名碑。它是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文物。在中国众多的石刻中，唯有焦山《瘗鹤铭》和陕西《石门铭》被称为“碑中之王”。
《瘗鹤铭》一直为书家所看重，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大字行楷作品受其启发颇多。现代书画家张大千更是因个人性格特征与《瘗鹤铭》透露出来的笔墨意趣及思想内涵高度契合，以《瘗鹤铭》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千体”书法艺术。
《瘗鹤铭》之所以被推崇，因其为南朝时代书法气韵，特别是篆书的中锋用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还增强了线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传国际，名震海内外，是研究书法艺术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书，又是领会楷书发展过程中之篆、隶笔势遗踪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瘗鹤铭》为大字摩崖，原刻写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的崖壁上。北宋末年被雷击崩落而坠江中，碎为五块，平时没入水中，至水枯时方能见到。据《焦山志》载， 《瘗鹤铭》铭文原来有一百六十多字。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冬，曾任江宁、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募工，历时三月，起《瘗鹤铭》残石于江中，清理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损缺。”原碑残石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移置寺壁间，建亭加以保护。《瘗鹤铭》残石共有五块九十三字，其中有十一字不全，分左上石（侧立于水，存八字，字迹已模糊）、左下石（为宋人补刻，在仆石之背）、中上石（此石仰面于水）、中下石（此石卧仆于水，字面向下）、右上石（如枕斜连于仆石之上，间隔一石）。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多次上山侵扰，寺里的僧侣将石碑掩藏起来，才使其免遭一劫。1960年，合五石为一，砌入壁间。现于宝墨轩仍有《重立瘗鹤铭碑记》，碑记文中说到：“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叙述了石碑“多灾多难”的经历。现《瘗鹤铭》陈列于焦山碑林之中。
自残石出水置于亭中后， 《瘗鹤铭》拓本即有水前本、水后本之分，各版本字数不尽相同，内容也略有差异，孰是孰非难下决论。水前本因椎拓不易，传世已凤毛麟角而珍稀异常，片纸只字，视若拱璧。故出水后拓本即便字数增多、摹拓精于水前本，然其版本艺术价值仍不能与水前本同日而语。对《瘗鹤铭》全文的考订前有唐人佛经本和宋人邵亢、张堂本传世，尤其是清淮阴张弨作《瘗鹤铭辨》，补录原文达一百六十七字，被视为《瘗鹤铭》较权威的考证。现可查阅的传世水前拓本《瘗鹤铭》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何绍基旧藏水前拓《瘗鹤铭》廿九字本、秦古柳藏俞复旧藏水前拓《瘗鹤铭》九十一字本、上海图书馆藏水前拓《瘗鹤铭》四十二字本、镇江博物馆藏水前拓《瘗鹤铭》九十三字本、清刘墉旧藏水前拓《瘗鹤铭》九十八字本。
《瘗鹤铭》最早见于唐孙处玄《润州图经》中著录，后自宋以来，著录甚多，如赵明诚《金石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王昶《金石萃编》等。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人，生于南朝士族世家，远祖乃“三国”时期“三让徐州”的陶谦，祖父陶隆善和父陶贞宝均是书法名家。陶弘景五岁学书，二十岁时已读书万卷，得齐高帝赏识，后隐居于句容华阳，晚号华阳真逸，工书法，为梁琥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书法鉴赏之事，多与之商讨，故有“山中宰相”之称。作品有《二牛图》《华阳陶隐居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