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诗人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可看作实行新法的前奏。

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中山大学教授罗常培：王安石在立志改革的同时，也看到儒家顽固派必然会拼死反对。他在诗中把那些顽固派比作“浮云”，认为它虽然可以一时遮掩人们的眼目，终将在历史的长空中消失。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念，以后就表现为“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这是一首通过描绘风景来抒写抱负的诗。前两句竭力形容山塔的高耸，然后自然地过渡到后两句，形象地揭示“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反映了作者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魄和坚强意志。

天津大学教授刘永生：这是王安石早年的作品。作者登高望远，借景抒怀，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诗的一、二句写景，三、四句寄情放景，阐发出含蕴有哲理的认识。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这首诗，与唐人王之涣的《登鹤雀楼》的意思有一些相近的地方。王之涣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欲登之志，而王安石说：“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却又是登上之感。可是两诗的艺术情趣是不同的，《登鹳雀楼》给人以力量的奋发，鼓舞人们积极向上，而《登飞来峰》却给人以哲理的深思，激起人们对登棱观感助无穷品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