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传”之部份，注重白氏思想萌芽、发展、形成、衍变之脉络的同时，也注重在中唐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从权力结构、人际关系、党派分野等方面，笔端饱含感情，生动鲜活地述写白氏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纷繁复杂的世态、政治晦明变化。在论述白氏生平经历之时，常常结合唐代有关文化典章制度、社会习俗而论述，是论人，同时也是论世，是“以人论世”和“以世论人”的有机结合，如论及自居易三登科第，则兼谈科举选人之制；述及与其座主之关系，则通论其时座主门生之社会习俗，呈现出了丰富的社会情态，如此则使得白居易以一个鲜活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活跃于其时的社会场景中。在中唐政局近乎原生态的状况下，考见白氏一生行事及思想衍生、演变之契机，同时，亦以白氏之行事、思想来全面反映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全貌。使得作为传主的白氏，与社会融为一体，绝无疏离之感，以人而论世，因世而论人，因此，这一个“社会关系总和”的白乐天是鲜活而生动的，是其时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正因为如此，该书蕴含丰富，颇耐玩味。如在述及白氏官职迁升时，常常论析相关官制的职掌、变化，从而分析乐天之从官心态，世事之可否有为等，颇能切中肯綮。人情人理的分析，能够贴近史实，切入传主心扉，甘露事变前，朝廷拟任分司东都之白氏为同州刺史，白氏以多病婉拒，有云：“谙尽宦途滋味，渐入衰病之年的白居易，对日趋衰飒、积重难返的中唐政局，已不存任何幻想，况且他对（舒）元舆及（李）训、（郑）注等除宦官的用意，未必完全清楚；即使了解他们的底细，富有务实精神、行为谨慎的白居易，也未必会对这一极富冒险性、万一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的行动，能够悍然予以支持并积极介入。”又如，分析乐天晚年的独善自守、安贫乐道，委婉指斥公安三袁之未得其实，“所谓‘白头老寡妇以贞骄人’的苛评，亦似谑而虐，有失‘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敦厚之旨”；并进而从总体上作出了客观审慎的评价：“综观白氏一生行迹，中年以后从‘兼济’转向‘独善’，从客观上说，固然是因为他痛感时不可为，不愿卷入争名逐利的政治倾轧，徒作无谓的牺牲；从主观上说，也是他介然自守，不愿随俗俯仰，与世浮沉，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我完善的表现。”具有深刻的“理解之同情”，不厚诬古人，亦不妄加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