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家传的艺徒训练，专业分工只按器物区分，如分为治剑的匠人、造车的匠人等。官营手工作坊生产规模较大，往往进行小批量生产，有可能在制作同一器物时，将生产工艺分解得更细，按专业安排生产和训练艺徒。如制造车舆的可分为制轮之工与制舆之工。其他器物的制造也可有此分化，致使官营手工作坊逐渐形成了三十个工种，大大提高了艺徒训练的专业化程度。这是家庭手工业父传子继所难以做到的。

在官营作坊中都设有“工师”，他是各种工业制造的主管人，也是艺徒训练的师傅。《礼记?月令》讲“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工师”是司空的属官，是工官的总名，具体到不同工种，还有不同的“工师”。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卷七十四中指出：“工师，工官之长也。”具体的工官有匠师、梓师等。“工师”依据总体设计的要求对每道工序都制定一定的操作程序和规程，以此为依据对艺徒进行生产管理和训练。

官营作坊的生产，在细密分工的基础上，要求进行协作，以 致出现了“一器而工聚焉者”的情景，即制作一个器物需要聚集数个工种的匠人始能完成。当时制作一辆车，至少有六道工序，如《考工记》所说“车有六等之数”，如果再加上装饰、油漆、彩画、马具、绳带等，工序就更多了。分工协作的生产，要求专业生产规范化，工师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各门专业的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他们据此管理生产和训练艺徒。

《考工记》有一段专门记载了金工冶铸技术的生产规范：

“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锡多的合金），冶氏执上齐（锡少的合金），凫氏为声（钟罄之类），氏为量（容量之类），段氏为镈器（田器钱镈之类），桃氏为刃（刀剑之类）。金有六齐（齐即铜与锡合金多少的成分）：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一生产规范表明，铸造不同的青铜器，应有不同的合金比例——称之为“齐”。例如筑氏使用的是含锡少的“上齐”，冶氏使用的是含锡多的“下齐”。凫氏制作乐器，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镈器，桃氏制作剑刃。他们使用的合金比例不同。对不同的比例，产生了不同的性能。“六齐”是世界上最早对合金的认识，这与我国的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很有关系，也与我国西周社会重视手工业生产规范训练与教育有关系。

据科技史专家考察，在冶铜技术上，西周还有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能准确地掌握冶炼的火候，即金属的熔点。当时并无科学的仪器设备来观察和控制熔点，全靠工匠的经验。《考工记》对此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铸冶铜器的火状是：最初铜和锡冒出的是黑浊气；黑浊气没有了，接着冒出黄白的气；黄白的气没有了，才冒出青白的气；等青白气冒完了，最后才冒的是青气。到这时才可以铸造器具。这一技术经验是数代工匠血汗的结晶，如此传授，形象直观，一目了然，易为艺徒掌握。

拿造车技术来说，《考工记》讲“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意思是说，造车工匠的造车技术：车轮的高度、本身的广度、车前横木的长度三者如一——都要有相应的准确的比例。又说：“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车轴的一端，崇指高度）三尺有三寸也，加轸（车的后部横木）与轐（车下部的方木）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即按此规格造车，身高八尺的人，上下车时的高度恰到好处。

其他如制作乐器、弓矢等，也都有精密的科学设计，说明西周时期的木工、金工、车工等工匠师傅都具有一定的机械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技巧。《考工记》对这些百工技师的技术、贡献评价很高：“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他们开创了我国古代官营作坊的艺徒训练等教育活动，对于提高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起过积极作用。他们留存至今的许多工艺精品，被视为国宝，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反映了西周开创的与之密切相关的艺徒训练事业确有成效。

再就《礼记学记》所载：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经验的冶铁工人给儿子传授冶铁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皮革制成鼓风裘；有经验的造弓工人给儿子传授造弓手艺，总是先教他学会用柳条编成箭袋子；训练小马驾车，总是先用大马来带，小马跟在车的后头跑，将来驾车的时候，才不会惊恐。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当时手工业工人对于自己子弟如何进行技术训练的。他们在训练中所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反复练习，逐步加深，以达到纯熟的地步。这也可说是西周工匠徒弟制中的一种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