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

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

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了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了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了龃龉。

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一怒之下，撤销了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

在一次宴会上，徐似醉非醉地对张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张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反对会见而未成。徐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

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了“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了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

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了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了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了一点，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省六安县人。一生中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段祺瑞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号称“六不理总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段祺瑞随即到上海定居。

徐树铮（1880年—1925年），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因区别于同时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称“小徐”。

徐树铮早年考中秀才，1901年从家乡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开启了军旅生涯。1905年至1910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他是段祺瑞的心腹谋士，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时辅佐段祺瑞“三造共和”，又在与冯国璋的斗争中引张作霖奉军入关，以巩固皖系权力，并主持“武力统一”。他还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活跃于民初政治舞台。后因南征失利及军阀间的不和，徐树铮转向西北筹边。他以武力为后盾，于1919年11月迫使外蒙古无条件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以西北筹边使身份坐镇外蒙，加以经营。1920年夏返回北京，参与直皖战争，败北后逃亡日本。后来他试图扶植段祺瑞东山再起，联络孙中山、张作霖形成反直系三角同盟，曾攻入福建，组织建-政制置府，但很快失败。1924年以后出国游历，1925年冬回国，欲联合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对冯玉祥。因徐树铮曾暗杀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故冯玉祥对他更加仇视，命张之江在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经廊坊时将其劫持并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