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是正式出版而有较大影响的一部早期的中国小说史著作。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别具一格。他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序言中说：“中国文学史是纵地讲述文学底发达变迁，中国文学概论是横地说明文字底性质种类的。”以文体分类横向勾勒中国文学的风貌，盐谷温的此书为开山之作。正如内田泉之助在孙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所说的，盐谷温在撰写中国文学分体史、特别戏曲、小说史方面功不可没：“在当时的学界，叙述文学底发达变迁的文学史出版的虽不少，然说明文学底种类与特质的这种的述作还未曾得见，因此举世推称，尤其是其论到戏曲小说，多前人未到之境，筚路褴褛，负担着开拓之功不少。”这种“开拓之功”，首先表现在对于中国小说史框架的建构上。盐谷温将中国古代小说史分成四个阶段，也可以理解成将中国古代小说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2、东西方学术观的兼容

盐谷温幼承家学，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长游西方，接受了近代科学的方法。他沐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初期东西方学术交融的思潮中，其《中国小说史略》也渗透着这种新的时代的精神。

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序言中说：“中国是文学底古国。有四千年的历史，跨四百余州底土地，人口之多实号称四万万。泰华巍巍耸千秋，江河洋洋流万古，天地的正气钟于此。三代底文化夙开，汉唐之世，尊崇儒道，奖励文教，济济多士，翱翔翰苑，吟咏风月，发挥诗赋文章底英华。及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对于国民文学产生了不朽的杰作，实际作家之数，篇什之量，在年代底久远和种类底丰富这点上，世界底文学不见其比。”其字里行间，对中国文学、东文文明充满着真诚的敬意。这正是他编写《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和一生做学问的出发点。然而，他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并没有完全依据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和治学的方法，而是折衷了当时东西方不同的小说史观和方法论进行工作。

盐谷温留学回国后的盐谷温对元明戏曲很有兴趣，并对这方面开始进行研究。在“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讲课，也马上选择了《元曲选》。当时他不只是在课堂上讲授元曲，还动员研究生作《元人杂剧百种曲》的译注。后来，在内阁文库又发现了明版的“三言二拍”，他就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结集成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小说为内容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中的讲诗文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对戏曲小说的解说。从这种破格的写法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时候致力于新的领域的意向。

盐谷温在大学授课的时期，是日本在维新以后各方面都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时期。即使在文学领域，也是倾向于西化的时代。“文学”首先是指小说、戏曲，所谓“文学研究”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的研究，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般的看法。如果把这个看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小说、戏曲就理所当然成为研究对象，这种认识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当时的日本汉学界中，关心日本国内现代的文学运动，做翻译、写评论、也搞些创作的文学青年很多，对于戏曲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中尚未开拓的领域持有兴趣的人也不止一两个。

在日本的大学中，盐谷温并不是讲授“元曲”的第一个人。在京都大学，狩野直喜早已经在讲授元曲了。盐谷出国留学前，曾从狩野直喜那儿得到过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议。狩野直喜作为京都文科大学（京都大学前身）的创始者之一，担当支那哲学史教授。两年后，学校开设了文学科，他兼任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的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后辈、学生中，敬仰他的人很多。

盐谷温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特别是他的元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与一般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编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编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编多于下编，但实际上上编只是为下编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编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评论，这种结构比例是打破传统的。日本直到19世纪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诗歌散文方面，戏曲小说始终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俗文学”。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传田章把盐谷温在大学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一种革命行为”。（《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

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时，对元曲显示出了尤为特殊的关注。1912年9月，刚刚留学归国的盐谷温开始在东大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同时讲授的还有以元曲为中心的“中国戏曲讲读”，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也首先确定为“元曲选”，此外，还有“《西厢记》讲习”等元曲专题课。而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元曲研究》。盐谷温先后著有《元曲概说》《关于元杂剧》等元曲专论，编译过《元曲梧桐雨》 《元曲选》 《歌译西厢记》等元曲作品。他指出：“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于国民文学中成就不朽之杰作。就中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为空前绝后之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序言》）可见，他不仅把元曲视作元代文学的代表，而且将其与“汉文、唐诗、宋词”并列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已经从以往零星的对元曲作品和作家的个案研究，发展为对元曲发展轨迹做历史勾勒的整体研究，摆脱了针对单个作品加以注释、鉴赏的研究状态，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提升出具有理论价值的认识，从而更具学理性和科学性。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他采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视角。这使他的研究脱离了江户时代和明治前期的传统“汉学”，进入了近代“中国学”的层面。这种近代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膜拜意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19世纪以前的日本汉学，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学问”也是衡量学者们自身修养的重要标准。而元曲由于其偏离正统文学的边缘身份，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问”。另一方面，盐谷温担纲中国文学课，正值东大完成从“和汉文学科”经“汉学科”到“文、史、哲三学科”的改制，从“汉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急需摆脱“经学”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盐谷温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研究态度，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这与盐谷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开端是向西方敞开门户、悉心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的近代化也呈现出模仿欧洲的趋势。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即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密切相关。盐谷温虽然出身于汉学世家，自身又成长为中国学家，但他在学生时代却没有学习汉语，而是学习英语（中学）和德语（高等学校和大学），他的第一个留学国家也并非中国而是德国。正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盐谷温较为深入地了解了欧洲的元曲翻译和研究成果，并受到很大启发。他曾在归国后的汇报演讲中说：“意想不到的是，法国学者中巴赞、儒莲、多尼等人已有诗曲小说翻译，令人十分惊异。……《西厢记》《琵琶记》等连合适的日语翻译都尚未得见，却已有了法文译本，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汗颜。”（《游学漫言》）巴赞在其编著的《中国戏剧选》的长篇导言中，首次向法国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演变和特点，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总体轮廓。这种思路也给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带来了启示。

盐谷温不仅注意到了元曲在欧洲引起的反响，而且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就介绍了《西厢记》《琵琶记》等作品在19、20世纪法国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此外，盐谷温还撰写了大量探讨文学、文化关系的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论文，如《由文学上所看的中日的关系》（《斯文》1928年7月）、《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斯文》1936年7月）、《中国文学与国文学的交涉》（《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4月）等。

第三，盐谷温对于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研究对象本身都有过切身的体验。在全面展开元曲研究之前，盐谷温曾亲自到元曲诞生的故乡———中国留学三年。1909年秋，他先到北京学习了一年汉语。1910年冬，他又到湖南长沙投入叶德辉（1864-1927）门下专门学习元曲，至1912年8月才归国。这种语言、文化方面的实地经验，在近代以前日本传统汉学阶段是不曾有过的。“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没有任何人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更没有任何人体验过中国文化的生活特点。”（严绍璗）而且，在日本“学中国文史哲的学生在高等学校根本没接触过中文。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日本的战败”。（传田章）语言文化的实际经验，使盐谷温的元曲研究不仅借鉴了西方的观念方法，还汲取了中国的研究成果。盐谷温本人明确地表示过，中国国内特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一系列元曲研究著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础。

盐谷温的东西方留学经历，使他获得了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同时具有本国的、特定对象国的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既包括多种语文的能力，也包括多种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素养。这对于研究者以客观的态度得出科学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