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6-27 10:17
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五年（1127年）灭北宋后，天津地区置于北方统一的金朝政权统治之下。金贞元元年（1153年），由上京（今黑龙江阿城附近）迁都于燕京（今北京，改称中京）后，天津北部隶中都路，大定十二年（1172年），分香河县东部地析置宝坻县，县治在新仓镇（今宝坻县城），计有武清、渔阳、宝坻三县；南部隶河北东路，原沧州北部地划入青州，明昌四年（1193年），以青州窝子口置靖海县①，后改名静海县（今静海县城），是为天津地区南部置县之始。
金、元时期，黄河不再由渤海湾入海，天津的海岸及河流基本稳定。自海河口到三汊口60余公里，以及自三汊口北溯潞水至杨村20公里为潮汐河流，成为一条可通航海、河漕船的良好的港内航道。金代三汊口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宣帝贞祐元年（1213年），调武清县巡检完颜佐、柳口镇（今杨柳青）巡检咬住为正、副都统，戍直沽寨②。这是三汊口作为直沽寨名最早的记载，当时直沽寨位于三汊河口西南岸，即今天津市狮子桥西侧的玉皇阁附近，后被人们称作小直沽。
直沽寨地处三汊口水路要津，北溯潞水（今北运河），经武清、香河、漷阴至通州，转入闸河，漕船可直达中都；南航御河及永济渠，经清州之会川、兴济，沧州之长芦镇，景州之东光、将陵，恩州之历亭、临清，大名府之馆陶、元城、魏县，以达浚州之黎阳、淇门镇；西南循漳水以达洺、磁二州，滹沱河以连献、深二州；西沿巨马河经柳口、信安，以连霸、雄二州；东经海河至泥沽与海路相连，兼有河港与海港的性质，成为海陆联运的枢纽。
直沽港距中都仅一百余公里，其航路的四通八达，成为中都通向各地水路的咽喉，连接金朝广大地区的交通要津。
金朝首都来自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漕粮，均取道直沽港转运至中都。
史称：“自内黄经黄河来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境内濒河十四县之粟；自漳水行御河，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洛州之馈；自衡水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①。
这三条航线的漕船，装载各该河流域的物产，集结柳口及直沽一带。再加上巨马河及沙河来自霸、雄二州的运粮漕船，皆合于信安海壖②，也集结于直沽，然后溯潞水至通州，以达京师。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经直沽运往中都的漕粮即达一百七十万石以上。
金朝在户部之下设置了专管漕运的“漕运司”，各港口及漕河所经之地，州、府长官皆兼“提控漕河事”，县官兼“管勾漕河事”，以加强漕运管理；每三十只漕船编为一“纲”，船户称为“纲户”，宝坻县至今还有“纲户庄”的村名。直沽港的漕运多在春、秋二季进行，“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③。由于直沽至通州的航道是逆水行漕，运输效率较低，直沽、柳口一带十余里的码头岸线，常有大量漕船滞行。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以漕河浅涩，曾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④，使直沽港的集运航道得到了改善。有金一代，直沽港作为漕粮运输的转运港口，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①原三岔河口在今望海楼前，191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将南运河裁弯取直，移至今金钢桥。
②《宋史》卷九一—九三《河渠志》一—三。
③《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⑤《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⑥《宋史》卷九五《河渠志》五。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夏四月戊辰。
天津简称津，意为天子渡过的地方，别名津沽、津门等。
天津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会处、金钢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金代在直沽设“直沽寨”，元朝设“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
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到2004年，天津建城已有600周年。
明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兵经直沽渡河南下夺取政权，1403年改元永乐，天津这个名称出现于永乐初年。天津作为军事重地，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设卫，翌年设天津左卫，转年又增设天津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归并于天津卫。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由天津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港口优势不断增强，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进入新世纪，天津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天津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晚近成长起来的城市，濒临退海之地，是“无古可考”的滨海弃壤。没承想50年前，张贵庄战国墓群的发掘，差不多把天津历史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年。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早期天津历史的研究又出现了一次飞越——天津的考古工作者在大直沽发掘出了具有明显地层关系的元代文化堆积，甚至从依次叠压的地层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散的宋代或更早的文化堆积，从而有理有据地证明了天津城区历史的开端，也证明了大直沽确是天津市区现存最早的古代聚落遗址。
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大直沽中台地区有6个堆积层，厚度为4.7米，高于当时天津所有同类遗址的厚度，同时证明了大直沽的“台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人类活动的堆积。这是第一次在市区范围内发现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元代文化堆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最晚，这里也是元代形成的聚落遗址。
不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天妃宫遗址的发掘，不但确定了明清时期大直沽天妃宫遗址的范围，而且发现了元代天妃宫局部建筑基址，出土了元、明、清三个时期的建筑构件和各类生活器皿，天妃宫遗址的文化堆积厚度在6米以上，成为天津市区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发掘出宋、金、元、明、清时期的瓷器，以及金、元时期的建筑遗址、瓦件。据此推测，遗址下面很可能有宋代或更早的文化堆积。
这次考古发掘在中国城市考古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了这项成果，使天津城市的起源研究不再局限于历史学家从古代文献中寻章摘句的论证。使“先有大直沽盐粮兵屯，后有天津卫干戈拱北”这一长期流传于民间谚语得到了印证，同时揭开了一个城市的原生态的面纱，把历史上的大直沽从隐秘的地下提升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上。
“直沽”二字，最早应源于“直沽寨”。据《金史》记载，“直沽寨”是金王朝设在武清、柳口（今杨柳青）附近的一个军事据点，派有都统和副都统驻守。至于直沽寨设立的具体时间和方位，虽然还没有确切的结论，可是有了这项考古成果，使大直沽成为考订直沽寨的首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