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这些自属有目共见。但如以为他这“随手”就是任意“胡来”，文学创作都是以此为“擅场”，那自然也是一个笑话。即如首句，先出“林花”，全不晓毕竟是何林何花，继而说是“谢了春红”，乃知是春林之红花，——而此春林红花事，已经凋谢。可见这所谓“随手”“直写”，正不啻书家之“一波三过折”，全任“天然”，“不加修饰”，意欲成“文”，诚梦呓之言也。

且说以春红二字代花，即是修饰，即是艺术，天巧人工，总须“两赋而不来”方可。此春红者，无待更言，乃是极美好可爱之名花无疑，可惜竟已凋谢。调零倘是时序推迁，自然衰谢，虽是可惜，毕竟理所当然，尚可开解；如今却是朝雨暮风，不断摧残之所致。名花之凋零，如美人之夭逝，其为可怜可痛，不止倍蓰。以此可知，“太匆匆”一句，叹息中着一“太”字；“风雨”一然，愤慨中着一“无奈”字，皆非普通字眼，质具千钧，情同一恸矣。若明此义，则上片三句，亦千回百转之情怀，又匪特一笔三过折也。讲说文学之事，切宜细思寻玩，方不致误认古人皆荒率浅薄之妄人，方能于人于己两有所益。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

谭献《词辨》：“濡染大笔。”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后主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词借伤春为喻，恨风雨之摧花，犹逆臣之误国，迫魁柄一失，如水之东流，安能挽沧海尾间，复鼓回澜之力耶！”

俞平伯《读词偶得》：此词全用杜诗‘林花着雨胭脂湿’，却分作两片，可悟点化成句之法。上片只三韵耳，而一韵一折，犹书家所谓‘无垂不缩’，特后主气度雄肆，虽骨子里笔笔在转换，而行之以浑然元气。谭献曰：‘濡染大笔。’殆谓此也。首叙，次断，三句溯其经过因由，花开花谢，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片片丝丝，包孕甚广。试以散文译之，非恰好三小段而何？下片三短句一气读。忽人人事，似与上片断了脉络。细按之，不然。盖‘春红护’二字己远为‘胭脂’作根，而匆匆风雨，又处处关合‘泪’字。春红着雨，非胭脂泪钦，心理学者所谓联想也。结句转为重大之笔，与‘一江春水’意同，因此特沉着，后主之词，兼有阳刚阴柔之美。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伤别，从惜花写起。‘太匆匆’三字，极传惊叹之神，‘无奈’句，又转怨恨之情，说出林花所以速谢之故，朝是雨打，晚是风吹，花何以堪，人何以堪。说花即以说人，语固双关也。‘无奈’二字，且见无力护花，无计回天之意。一片珍惜怜爱之情，跃然纸上。下片，明点人事，以花落之易，触及人别离之易。花不得重上故枝，人亦不易重逢也。‘几时重’三字轻顿；‘自是’句重落。以水之必然长东，喻人之必然长恨，语最深刻。‘自是’二字，尤能揭出人生苦闷之义蕴，与‘此外不堪行’，‘肠断更无疑’诸语，皆重笔收来，沉哀人骨。”

唐圭璋《屈原与李后主》：“以水必然长东，以喻人之必然长恨，沉痛已极。”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