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间尺的头立刻咬住了楚王的耳朵，两颗头你咬我扑，一时难分胜负。这时，黑衣人忙割下自己的头，帮眉间尺去斗楚王。经过七天七夜，眉间尺终于胜利了。三颗头颅被煮得稀烂，分不清你我了。人们只得把锅里的东西分成三份，葬在三个地方，修了坟墓，通称“三王墓”。

鲁迅小说，初名《眉间尺》，后改名《铸剑》，收录在《故事新编》，内容与传说相比稍作改动。

【相关资料】

眉间尺故事见于多种古籍，内容则大同小异。以下谈几个与故事文本及校勘相关的问题：

1.《列异传》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三卷，魏文帝撰。后来此书亡逸。鲁迅《古小说拘沈》辑本铸剑故事这一则录自《太平御览》卷第三百四十三。然《太平御览》卷第三百四十三“兵部七十四·剑中”所辑录之文并非曹氏撰《列异传》，而是汉刘向所撰《列士传》逸文。其文如下：

《列士传》曰：干将、莫耶为晋君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留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后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思於屋柱中，得之。晋君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晋君。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日跳，不烂。君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君，君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此条逸文之末尚有校语云：“《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藏其雄者。《搜神记》亦曰为楚王作剑。馀悉同也。”这一则逸文及校记十分重要，第一它说明眉间尺故事的原始出典是《列士传》而非《列异传》，也非《吴越春秋》；第二，校记指出了眉间尺故事不同文本的异文，鲁迅就是按照这条校记指出的异文，将《列士传》里的眉间尺故事校订几字之后直接编入曹氏《列异传》的——这里姑且判断系鲁迅所校改，后面再分析这一问题。鲁迅辑入《列异传》文字所校改的几字是：“为晋君作剑 ”改为“为楚王作剑”；“留其雄者”改为“藏其雄者”；“具以告之”改为“告之”；“思於屋柱中得之”改“忽於屋柱中得之”；“晋君梦一人”改“楚王梦一人”；“将以奉晋君”改“将以奉楚王”；“头三日三日跳”改“头三日三夜跳”(“三日三日”当系刻误)；“君往观之”改“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君，君头堕镬中”改“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鲁迅文本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卷一和《鲁迅全集》卷二《故事新编·铸剑》中的注释，可以参照。鲁迅径直校改《列士传》的理由就是《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记载证明铸剑故事不可能发生在晋国，这二书均记的是吴越之史事，干将、莫耶亦传为吴人，而鲁迅在辑录《列异传》时，见到《御览》上的这一条很有启发意义的校记就算找到了一个文本的依据了。但是《御览》上的这一条校记，既然已说明曹丕的《列异传》并不取《列士传》“为晋君作剑”之说，国度变了，主角也换了，二者之间的文字又怎么能够雷同呢?校语中所谓“馀悉同”应当是指内容相同，文字也大致相仿罢了，而不是说整篇可以照搬，“《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鲁迅辑本并未依从照搬而只能参照别书将“莫耶”仍然写作“干将莫耶(邪)”，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况且校记不单指《列异传》，还包括了《搜神记》，而《搜神记》的内容虽与《列士传》相同，但文字却完全两样，显然不能仅仅校改几字后就可以又同时视作是《搜神记》逸文的。因此《古小说拘沈·列异传》中辑录的眉间尺故事是否系曹丕所作是很为可疑的。

这里应该说明，鲁迅《古小说拘沈》是未定稿，生前并未刊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编入了《古小说拘沈》，并“按手稿及原引据书进行了初步的校勘”。《列异传》原引据书《太平御览》，《丛编》是以景宋本作校勘的，因此笔者也以景宋本为据(系用中华书局缩印之商务印书馆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丛编》如果没有作校勘，当然不会发现问题，如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收入时的情况一样；但既然作了校勘，而且原书编纂者也提供了这种便利，所引据之书均注明了书名及卷次，这就没有理由不写出校记，尤其是当书名、作者都不相符(刘向的《列士传》变成了曹丕的《列异传》)，原书编纂者又作了校改时更应该加以说明，指出其异同。并且，笔者以为单用景宋本校勘，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宋刊本固然优于各种传抄转刻本，可是鲁迅当年在绍兴整理古籍时不大可能用到宋刊本。他后来到北京辑校《嵇康集》时还只能取清代“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进行比勘。1927年鲁迅在广州购到清代南海李氏重刻本，这大约不过是据鲍刻本传刻。直到1935年底，鲁迅才预约购到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景宋本一套，可是此时已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时间再以景宋本来重新校勘《古小说拘沈》了。由于《太平御览》流传的时间长，版本众多，各本中的文字是有出入的，鲁迅根据明清刻本所辑录的文字是否会与宋刊本有异呢?这是不能凭空作出推断的，显然这就很有比勘的必要。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时，不应只寻求善本，《列异传》也不应仅以宋刊本进行校勘，还应该用鲁迅所使用的版本进行汇校，并著其异同，这样如果遇到异文，无论是版本上的问题还是辑校上的问题就会清清楚楚了。如果汇校证明是由于版本不同而出现的差异，那么将《列士传》改头换面变成《列异传》的责任就不在鲁迅而是明清时的传抄转刻者了。

2.虽然《吴越春秋》、《搜神记》以及由鲁迅辑录的《列异传》已经确定了铸剑故事发生地在吴越楚三国，但是如果追寻更多一点资料，就能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并不限于吴越楚三国，韩魏赵三晋也是其流传地。晋伏滔《北征记》云：“魏惠王徙都于此(按指古宋城县，今河南省境内)号梁王，为眉间赤、任敬所杀。三人同葬，故谓三王陵。”“三王陵在(宋城)县西北四十五里。”又，《郡国志》云：“(临汾)县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处。镬翻，因成池，池水上犹有脂润。”(转引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民间轶闻与刘向《列士传》所记是吻合的。魏晋时代持刘向说的还可举一例：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曳明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汉书》魏张揖注云：“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①者，干将所造。”《史记》刘宋裴yīn@②《集解》同张说。《列士传》成书早于《吴越春秋》，刘向的时代也早于赵晔。刘向系汉宗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生于约前77年(汉昭帝元凤4年)，卒于约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他在朝居官数十年，后来的职务是校阅古籍，他生平的功绩就在校书，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了中国目录学之祖。《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东汉初年，早年曾做过县吏，因倦厌仕宦，远避蜀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生平著述最重要的就是《吴越春秋》。由于他较刘向去古要远，晚于刘向约一百多年，又居边远之地，能够接近古史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机运显然要少得多，因此《列士传》作为杂史资料的价值是不低于《吴越春秋》的，所记眉间尺故事也是值得研究重视的，不应被更晚出现的《列异传》取代。

眉间尺故事后来被改造为孝悌的典范。《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辑有《孝子传》逸文，其中亦谓：“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将尺首及剑见晋君。”这与《列异传》《搜神记》不同流，它也承认铸剑故事发生在北方的晋国而不在江南的吴越。《孝子传》在《隋书·经籍志》里记有多部，如晋辅国将军萧广济所撰十五卷、南朝宋员外郎郑缉之所撰十卷、南朝宋师觉授所撰八卷(鲁迅关于老莱子的材料即得于师著)、宋躬所撰二十卷等，但《御览》所辑未注为何本。刘向也有《孝子传》，隋时已亡失。鲁迅《<二十四孝图>》中提到“郭巨埋儿”故事实见于刘向的《孝子图》，不是《孝子传》，大约那是一个通俗读本。《御览》辑《孝子传》逸文显然是依从《列士传》所说，而不取《列异传》，这是值得重视的。但将眉间尺列为孝子倒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眉间尺的复仇不是为了抗暴而是为了尽孝。这样一来忠孝却不能两全了，因为报父仇则必须弑君，忠君则不可能做孝子了。但是儒家学说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游说魏国时对梁惠王说的话(《见孟子·梁惠王》)，似乎孟子已有预见，后来传说梁惠王果为眉间尺所杀。因此表扬眉间尺为义士和孝子均不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