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阶段，瞿优远干过报社流水线上所有的活计，采访、写稿、摄影、编辑、排版、运送铅字、发行。

1992年夏天，瞿优远从长沙赶到北京,在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附近的地下室住下。身份上，他是湖南省体委机关报《体坛周报》刚刚破格提拔的副总编辑，事实上，他编辑部里的可用之人都不够一套篮球阵容，事必躬亲自此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那时的《体坛周报》发行量仅5000份左右，都是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刊发的基本都是行业动态。瞿优远想改变这一切，他的理念是——办读者爱看的报纸。

与这个27岁的外省青年同行的，是他招进报社的第一个编辑李烨辉。此时的《体坛周报》刚刚成立4年。瞿优远和他的报纸在寻求发展空间时，与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浪潮相遇。那一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还没开始孕育，瞿优远的报业大梦也远未展开，他只是知道，国际体育资讯很受读者欢迎，要想方设法弄到它。

在北京，瞿优远发现了体育情报研究所这座宝库，他们拥有最新的国外体育情报汇编。瞿优远想买，情报所不卖；商量能否借两天，情报所以“保密”为由拒绝。

瞿优远执意要获得这份资源。特别是当他发现这些所谓的“保密”资料会定期被当作废纸处理时，他被激怒了。他三番五次奔走于北京和长沙之间，出入国家体委，跟很多内部的人熟悉起来，拿到了这些国外资讯。

1990年代初，信息相对还很闭塞，瞿优远满脑子想着如何开拓渠道、增加信息来源。除了从体委系统内套取“情报”和从新华社购买稿件，《体坛周报》还开创了向军队购买体育资讯的先河。

2004年出版的《从边缘到领先——体坛周报的资源策略与团队之道》一书中记载，“军用卫星可以接收国外的新闻稿件，但军队一般只从其中选择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将其记录下来，体育方面的信息就漏过。《体坛周报》通过熟人与福建前线的军队联系，让他们在接收的时候选择体育信息记录下来。”这种交易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国外体育资讯有了一定的来源保证，让瞿优远稍感宽慰。接下来要发愁的是原创内容——报社总部长沙深处内陆，体育资源有限，可发掘的作者也少得可怜。为此，瞿优远的选择依旧是：去北京。

1992年，瞿优远请社科院文学所的金汕在他家外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十几块钱。

金汕是瞿优远看上的作者之一。在1992至1998年间，瞿优远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北京拜访作者，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向他们约稿。

作为《体坛周报》早期的作者，金汕一直记得瞿优远在请他吃完饭后说的一句话：“现在报社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再过几年，情况会好起来，不会再请您吃这样的东西了。”

“这份报纸的气质就是他的个人气质。”曾经在“体坛”工作过的人这样评价。

很多“体坛人”都同意，“体坛”就像瞿优远一手带大的孩子，而他自己也是这份报纸业务上的导师。对于编辑，瞿优远近乎于手把手地教授，他所确定的版面样式和编辑风格无可动摇。即使是重金挖来的业务能力出色的美编，在做版时，瞿优远也不客气，经常说一句“你靠边”，就开始亲自挑选图片，设计版面。

绝大多数编辑在“体坛”都有过挨骂的经历。瞿优远的责骂完全是业务上的，但极其强硬和严厉，让人不知所措。只要瞿优远在，编采人员大多觉得在业务上“毫无尊严和自信”。

“他对文字有完美主义情结，他审稿子，多一个他认为多余的字或逗号，都可能把你叫过去训斥一番。”一位在“体坛”工作过的编辑说。

对于“老大”的霸道和苛刻，手下的人也渐渐忍受了，因为“他确实太牛了”。连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优秀”的《体育画报》前执行主编魏寒枫也承认，跟瞿优远相比，自己“差一点”，所以，“只要‘老大’一皱眉头，就要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即使在“体坛”扩张成传媒集团后，《体坛周报》的头版通常还会给瞿优远留着，等他忙完后在下半夜两三点赶来，确定头版的版式、标题、图片甚至字体、字号。每当瞿优远坐在排版电脑前，执行主编张敦南都会站在一旁看着，并干一些跑腿的活儿。

从早期创业开始，“老大”就成了报社内部对瞿优远的专用称谓，一直延续至今，他自己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2008年下半年，有群众举报瞿优远等人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并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接到举报后，开福区检察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秘密初查。

2009年4月，《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涉嫌私分资产被有关方面带走，该院相继立案查办该报社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公款和贿赂案件8件8人。

2009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瞿优远等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

2011年11月24日，瞿优远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宣判：“被告人瞿优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瞿优远没有提起上诉。

判决书认定，2000年9月至2009年2月，瞿优远收受广州凌视广告公司（以下简称“凌视公司”）总经理郭惠发的行贿款共计人民币340.8万元，港币10万元，一共折合人民币351.45万元。

1999年4月12日，凌视公司与《体坛周报》社签订了广告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为1999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合同期承包费为880万元，双方约定按月缴纳。由于前期广告业务拓展困难，凌视公司一直存在拖欠承包费的违约现象，为此，郭惠发多次找到瞿优远请求调减承包费，并继续承包报社的广告业务。

合同期满后，瞿优远确实未追究凌视公司的违约责任，并同意将合同承包费调减至820万元，同时，他继续让凌视公司代理《体坛周报》社2000年下半年的广告业务。

判决书显示，2000年9月的一天，瞿优远从北京坐飞机回长沙，在前往首都机场的途中，郭惠发在出租车上送给瞿优远10万元。这也是判决书中认定的瞿优远收受的第一笔受贿款。

2002年6月中旬，瞿优远约郭惠发到长沙商谈世界杯期间《体坛周报》增刊广告承包费的问题，双方商定承包费为人民币600万元。郭惠发提出承包费较高，希望与《体坛周报》社签订长期广告代理合同，并承诺愿意为此送给瞿优远200万元，瞿优远当时答应考虑长期合作事宜。

2002年8月22日，郭惠发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送给瞿优远两张金额各100万元的银行卡，瞿优远予以收受。但在此后，瞿优远将其中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退还给了郭惠发。

判决书载明，2002年12月31日，在瞿优远的关照下，凌视公司与取得《体坛周报》独家广告发行代理权的湖南体坛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4年的总代理合同，代理合同期为2003年到2006年。

2003年下半年，由于《体坛周报》的长足发展，瞿优远有意找一家实力更强的广告公司代理《体坛周报》的广告业务，他看中了上海东视广告公司，因此，准备解除与凌视公司的合同。

2004年1月，双方签订了总标的为6500万元的全年广告代理合同。但是，由于承包费过高，凌视公司出现了严重拖欠。为此，瞿优远提出为凌视公司调减承包费300万元，并同意凌视公司用保证金1500万元冲抵承包费。

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瞿优远以急需用钱为由，主动向郭惠发提出要15万元人民币，郭惠发安排人送了15万元给瞿优远的关系人。

2004年，郭惠发趁瞿优远陪同父母去香港旅游之机，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站送给了瞿优远港币10万元。

2006年，瞿优远在北京买房，以购房款不够为名向郭惠发借款80万元，后归还40万元，郭惠发表示另40万元不用归还，瞿优远予以接受。

判决书中，除了认定的上述款项外，还有一部分钱是郭惠发送给《体坛周报》社领导的。如2001年春节前，郭惠发为感谢《体坛周报》对凌视公司的关照，以拜年的名义送给社领导人民币20万元。瞿优远收下后，指示有关人员将20万元平分给了4位社领导，他自己也分得了5万元。2003年，郭惠发又送了20万元给《体坛周报》拜年，瞿优远再次分得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