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吴越交兵，越国兵败。越王勾践入吴宫，做了吴王夫差的奴隶。勾践含羞忍辱，终于获释回国。他卧薪尝胆，访贫问苦，任用贤才，发展生产。那种形状，在中国历代统治者中绝无仅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国家富足，军队精壮，一举灭掉吴国，勾践也成为春秋霸主。这就是“知耻而后勇”！

唐太宗的羞耻意识

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最有“羞耻”意识的，大概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据《大唐新语》载：唐太宗拟出游南山，因怕他人指责而作罢。事后，唐太宗非常羞愧地向魏征坦言：“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至晚年，“羞耻尤甚”，深感有愧于民，所以临终前告诫太子：“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不致远，行游四方，供顿烦劳”。

知耻的共产党员

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的镜头：焦裕禄一到兰考，正值无数灾民“大逃亡”。此情此景，使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百感交集，他对县委一班人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位有着“知耻”之心的县委书记，抱病带领全县干群奋力拼搏，终于征服了风沙、盐碱和洪涝这三大灾害。可谓：“知耻者，近乎勇”；为官知羞，惠及于民。

陈毅同志有诗“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

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可以说是在治国实践中注重社会耻感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盛极一时，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正是这样一位十分成功的政治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他认为，立国有四大纲，而耻居其一。缺了一纲，国家会倾斜不正；缺了二纲，国家会危殆不安；缺了三纲，国家会颠覆不立；四纲都不存在了，国家就会彻底灭亡。一般认为，耻感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羞耻之心，关联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而已。何以管子如此看重知耻之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耻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在《牧民篇》中，管子把耻规定为“不从枉”。枉即邪枉不正。知耻也就是不随从邪枉，不追随不正，羞于为非。无耻也就是没有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曲从不正，追随邪恶。当一个人无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廉耻》）不廉洁的人把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不知耻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不廉洁、不知耻的人成为一国要员的时候，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国家如何能长治久安呢？诚然，在个别人没有羞耻感的情况下，国家生死存亡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如果无耻之行不受谴责、无耻之人不受唾弃反而扶摇直上，无耻之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时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人性堕落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天理、缺乏仁义、禽兽横行的社会，国家岂有不亡之理！一个失去了耻辱感的国度，再出色的政治家也会无所作为。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一个人具有正确的荣辱观，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其成员能有正确的荣辱观，尊道贵德、崇仁尚义，弱小也能变为强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忧患，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前贤提倡的“正确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先烈“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的豪气，激励着无数人为正义、为自由、为尊严而战。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尊严，都是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宝贵的荣辱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因此，人们的耻感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灭，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举国之人皆知有耻，中华民族才会避免蒙受耻辱。

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在“两会”上、乃至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原因之一就是讲话切中了社会的时弊。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风气不尽如人意，人们的耻感下降，从枉、不正的行为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颠倒的荣辱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抛弃正当的是非善恶观念，以膨胀的私利为荣辱标准。

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是我们的天职。然而，在国内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甘当“硕鼠”和“蛀虫”，并因此而自鸣得意。在国外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为了获得外国人的垂怜和资助，不惜出卖人格，诋毁祖国、危害祖国利益。他们已经忘记了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仁者爱人”“诚实守信”为最基本的道德，赞赏对人施好心的人，赞赏帮助人的人，赞赏言行一致的人。然而，有些人却把热心肠的人、助人不求回报的人看成是“傻子”，或者利用别人的好心谋取私利，或者想方设法地占别人的便宜，甚至以“宰熟”“欺愚”为能事，或者欺上瞒下、虚报政绩以图谋升迁。在某些人看来，只要能升官发财就是光荣。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以勤劳、节俭、敬业为荣，以懒惰、奢侈、游手好闲为耻，但某些人却恰恰相反，把辛勤劳动的人讥为“不懂生活”，把节俭的人讥为“抠门”“守财奴”，对于广大劳动者也缺乏应有的敬重之心。他们期待的是不劳而获，追求的是骄奢淫逸。由于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念，制毒贩毒、抢劫盗窃、坑蒙拐骗、出卖肉体、傍大款、倚高官，无所不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二，以不该耻者为耻，不以耻者为耻。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本性驱使人对于利益的追逐以及西方价值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钱就行，莫问钱的来历，盲目崇拜金钱，崇拜权力，追求享乐，以官小为耻，以不阔气为耻等等。与此相适应，许多人把本来在道德上是耻辱的事却不当一回事。比如，某些腐败官员被惩处了，但在心理上总是以为自己不过是后台不硬，或者是运气不好，或者是贪污时不够谨慎，而不觉得自己的贪污腐败本来就是很可耻的。再如有的学者或者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或者抄袭他人的作品，却觉得自己的行为相当合理，并以“天下文章一大抄”来为自己开脱。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并非少见。

其三，放弃自律，追随无耻。

人总是环境的产物。荀子曾经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在良好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养成好的观念和品质；在不良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养成不好的观念品质。如果一个人*无耻的行径得到了好处，而付出的成本甚低，或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惩处和社会舆论贬抑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一些道德水平不高、自律精神差的人就会去仿效他。如果后来的仿效者也同样获得了实惠而得不到制裁的话，就必然会有更多的仿效者出现。这就是坏榜样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此类的事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人走路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有人跟着践踏过去。一人不排队，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一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后面就会有很多人也会把垃圾往那里扔。那些后来践踏草坪的人，不排队加塞儿的人，乱扔垃圾的人，未必不知这样做有损自己的文明形象，但前边的人做了，他们也就追随着做了。在政治领域中，类似的现象也同样普遍。上级搞大贪污，下级会搞小贪污；上级搞大浮夸，下级会搞小浮夸；市里敢向省里虚报，县里就敢向市里虚报；一个人给单位的领导拍马屁得到了好处，这个单位就会很快出现一批马屁精。这种上行下效、从枉走邪的现象如果大面积地发生，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羞耻感的普遍下降，从而使社会风气迅速变坏。

其四，对于不正之风和无耻现象的麻木和容忍。

俗语有云：“天天见怪，见怪不怪。”一些不良的、无耻的现象见得多了，人们就很容易产生耻感麻木。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人虽然有一定的知耻之心，一般不愿意与无耻者同流合污，但又不愿意与种种无耻现象作斗争，采取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爱憎感不分明，放弃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和斗争，是耻感弱化的表现。这种主观上对于无耻行为的容忍，在客观上则是对无耻之人的纵容。

上述种种现象破坏了社会规则的效力，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腐化了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结果必然是有纪不守，有规不循，正事邪办，直事歪办，最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这种颠倒的荣辱观颠倒过来。

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讲话，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安邦问题上的高瞻远瞩。讲话对于分清是非、善恶、荣辱的界限，对于在全社会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准，对于如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对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应该树立的荣辱观，是对有关公民道德建设文件精神的补充和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但这个先进文化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文化。少数先进分子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良好社会风气问题上当然应该走在前面，但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是不够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要广泛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起来了，一切邪恶和不良现象将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