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从法条的语义中分析，在反垄断法层面下的知识产权滥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二是该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行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除了要满足排除、限制竞争的条件，还需事先存在一个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但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中并未有相关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正在制定的《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第四稿)》(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指南》)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分析认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知识产权行为时，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分析：(1)确定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性质和表现形式；(2)确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3)界定相关市场；(4)认定经营者的市场地位；(5)分析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6)如果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则进一步考察该行为的有力影响以及该有利影响是否大于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美国成文法中没有“知识产权滥用”这样的表述方式，而是分别规定了专利权滥用、商标权滥用和版权滥用的具体情形，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是有关专利权滥用(patent misuse)规定。在美同，“专利权滥用”往往不限制专利诉讼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使用，尽管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有时可以形成反诉的基础，但专利权滥用本身不是一种可起诉的侵权。如果被诉侵权者基于所谓的滥用行为提起反诉，那么这种反诉也必须满足提起反诉的那个独立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证明滥用成立的责任在于被控侵权者或者违约的被许可人一方。如果滥用被裁定成立，那么该专利权就会被判决不可实施，直到该滥用被“消除”。滥用的裁定排除了预期的禁令救济和在滥用发生期间的损害赔偿金的获得。因此，一旦滥用被认定，被控侵权者或者违约的被许可人以及任何第三方，就可以在消除滥用行为前的那个期间内免费使用专利技术，①由此创立了美国专利法中特殊的专利滥用抗辩制度。但是随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逐渐完善，利用反托拉斯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也成了重要的手段，同时也影响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界定，即反垄断法意义上的重大知识产权滥用还必须违反反托拉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