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部门支持体系。

这就表明，产业发展优势的来源是多重的，任何单一源泉的解释都难免失之片面。但也要看到，对于每一个具体产业而言，这些来源对产业发展优势的贡献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尤其是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化工产业就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特别持久的产业，迄今为止产业50强公司中几乎全部都是在“二战”之前建立的，作为产业领先企业的几家公司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同样地，制药产业的领先企业也都有长达75年以上的历史，并且大部分时期都在主导着这个产业。就这两个产业看，尽管其发展优势也得益于国家比较优势和部门支持体系的作用，但无疑主要来源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在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些产业的领先企业经常变换，但有趣的是，变换前后的所有领先企业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对于这些领先企业不断改变但却主要限于一国之内的产业，其发展优势当然应该主要从国家比较优势中寻找。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倾向于把一国的比较优势与其要素禀赋结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要通过投入要素的国内供给差异来表现。在这个框架下，与其他投入要素相比，技术要素无疑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最为显著。进一步看，技术的供给状况又主要受到高层次熟练劳动力多寡的影响。因为不论是技术诀窍的掌握，还是对使用和改进技术的可能方式的了解等，都体开发这些技术并促成其应用的人手中。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表明，拥有一批受过大学训练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是19世纪后期德国化工产业兴起的决定因素，英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对英国制药企业的进入和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在计算机、制药和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优势也主要取决于其国内丰富的高级专门人才。除此之外，资本要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只有资本丰裕的国家才有条件从事高水平的产业R&D投资。

但是应该指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仅仅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范畴是不完全的，这只是从投入的角度看问题，还有必要考虑市场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条件。事实上，国内需求规模和需求特征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对于产品的R&D支出等固定成本较高并且营销活动涉及规模经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定的初始国内需求可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推动企业进入新的产业或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在有关美国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发展优势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强调了美国国防部通过政府采购为生产这些当时几乎没有市场需求的尖端技术产品提供进入市场“跳板”的重要性；而在诊断仪器产业中通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商往往将各自的创新重点聚焦在本国相对突出疾病的诊断产品上。此外，不同的市场需求特征也对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影响，数控机床产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进入数控机床产业的美国企业都将航空工业作为主要用户，来自这些高端用户的需求使美国领先机床企业和数字控制器供应商都把技术开发的重点放在具有严格精度要求的制造活动上，其产品市场主要定位在高精度专门用途数控机床方面；而崛起于20 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数控机床企业最初的服务对象则是国内汽车工业，其技术开发重点是提高金属部件的批量加工效率，所以低成本的通用数控机床这一细分市场就逐渐成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的主攻方向。由于后一细分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前一细分市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关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产生了多种理论观点。如资源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而战略性资源的例子是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品牌、贸易联系和资本等。创新学派认为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增加其资产禀赋的价值并生成一些难以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特异资产，因此，惟有创新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这里不对这些各自都有一定解释力的观点作详细讨论，但强调两个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

规模经济的实现可以使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空前的成本优势。一般来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有两种途径，或是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或是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从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成熟稳定的产品或工艺技术，有大量的系统性试错探索工作需要完成。企业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就有可能在产品或工艺技术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因此，在重视对企业生产能力、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投资的同时，需要对企业内部R&D设施进行协同投资。研究发现，德国化工产业领先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德国企业家较之英国企业家更注重在企业内部R&D设施方面投资。当然，企业是否愿意在收益和风险并存的R&D活动中冒险最终要由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决定。这样，构建能够促使新技术产品成功进入市场的商业化能力对企业尤为重要，而这种商业化能力的强弱又与企业在市场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互补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存量密切相关。

除了国家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和企业内生的竞争优势外，部门支持体系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构建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概括地说，部门支持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与产业技术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对建立产业发展优势的促进作用。从化工、半导体、计算机和制药等产业的发展过程看，赢得这些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其大学的相关研究领域均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在化学研究领域、美国大学在电子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都具有世界最强的研究实力和水平。这些国家的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研究成果支持和培养大批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熟练劳动力上。

二是由企业与大学、供应商、用户、金融中介组织或行业协会等各种机构相互作用编织而成的联系网络（Connection Network）。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就是联系网络的一种具体形式。按照一般的定义，相当数量既相互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互合作的企业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再加上为这些企业提供投入和设备的供应商以及各种中介组织，就形成一个产业区。产业区的主要功能如加速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实现范围经济、深化分工程度、建立各种行业标准等，都有助于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和保持。

可以从不少拥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雅图、旧金山、圣迭哥和波士顿等地区，19世纪后期德国的领先化工企业基本上聚集在莱茵河流域，美国的机床企业大都分布在密尔沃基市和康涅狄格州的河谷地区，德国的机床企业多数则位于本国西南部地区，等等。除产业区外，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在新技术研究开发领域的合作也是联系网络的又一种形式。这种联系网络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大学及研究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产业的需求状况并相应调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增强对新技术的了解，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与产业区的特点不同，后一种形式的联系网络并不需要满足地理相邻性这个条件。例如，由大学研究人员、生物技术企业和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相互合作形成的联系网络大多是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延伸开来，其中不仅包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企业，而且常常涉及一些远在欧洲和日本的公司。

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入wto之后，中国工业受到的直接影响来自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变化，以及外贸权和分销权的开放。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的冲击不一样，主要是由于其国际差距不同从而导致国际竞争力不同。而国际竞争力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开放的程度不同。在中国的体制条件下，一个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同时影响以至决定着该产业的对内开放程度，影响着产业内部改革的推进速度，影响着该产业的企业竞争程度和市场调节程度。 轿车工业与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就是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产业。这两个产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化学药品制剂工业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还高于轿车工业。但是，轿车工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低，进口关税很高，非关税壁垒很多，虽然大多数轿车企业是合资企业，但外资没有控股权，加上对主要零部件的国产化要求，跨国公司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转让缓慢，导致轿车合资企业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经营效率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而化学药品制剂工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进口关税较低，非关税壁垒较少，合资企业不仅比重较高，而且大多数大型的外资企业均为外方控股，跨国公司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转让较快，很多大型外资制药企业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率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较小。 更为突出的差别还表现在：轿车工业对国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开放度也很低，大多数轿车企业均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对轿车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轿车产业可以说是体制改革推进步子最小的产业之一，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明显小于大多数其他工业产业，市场机制的调节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较大影响，因而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变化缓慢；而在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对外开放带动了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开放，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体制改革推进较快，企业经营机制和政企关系有了较大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不断上升，市场机制已经起着较强的调节作用，这推动了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轿车工业与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发展历程：前者与国际水平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而后者的国际差距则在不断缩小。因此，加入wto之后，两个同样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不同的形势：轿车工业将受到进口轿车的较大冲击，而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受进口药品的影响较小；国内轿车市场既受到质量冲击也受到价格冲击，而化学药品市场基本上不会受到价格影响,受质量冲击的程度也较小。

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途径包括很多方面，其中首要的途径就是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和产业集中度。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水平的竞争，而企业的经济规模关系到技术投入的强度（比重）和规模（绝对量）。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必须通过尽快提高企业经济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来加强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促进企业购并、重组和联合来提高企业经济规模和产业集中度，是一种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的趋势，各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

如何实现这种企业资产重组和产业组织调整，是走市场主导型的道路还是走政府主导型的道路，还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思路，还有较大的争议。例如，对于汽车尤其是轿车工业的重组问题，就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市场竞争还很不充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汽车企业的发展中还起着相当强的作用，同时，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在汽车工业中更加突出地存在着，因此，面临较大的外来冲击，汽车工业的产业组织调整和企业资产重组需要明确几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一是要扩大对国内非国有经济的开放，利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加快汽车工业的发展，推动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以此为基础促进企业经济规模的较快扩张。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要尽量减少以至取消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全面发展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公司，以此作为企业资产重组的主要线索。三是要提高汽车企业尤其是轿车企业的竞争程度，加强市场机制对汽车产业的调节功能。只有通过市场竞争促使汽车产品尤其是轿车产品降低价格和利润率，才能有效地掀起和推动汽车企业的购并、联合浪潮，从而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为基础，政府的作用主要应着眼于完善和加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为汽车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产业环境和资源流动的体制条件，推动企业之间的购并和联合，并通过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推动企业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加快汽车工业的产业集中和规模升级的进程。

长期以来，关于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积极的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作为一类特殊的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给整个经济带来显著的外溢效应，但由于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而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其发展就会相当缓慢。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开发一项商业上成功的技术，不仅需要了解这项技术在科学上是否可行，还要了解新技术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准确地把握时机，而在这些“择优”方面，市场远胜于政府。由于双方均以各自的理论为基础，而且在经验实证方面也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例证，因此，关于产业政策作用的讨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相对有效的?

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产业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一般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产品和工艺技术开发等三个阶段。由于基础研究阶段的风险性较大，同时其成果又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而企业往往缺乏实力或不愿从事这样的研究。有鉴于此，公共R&D资助几乎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采用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对多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和制药产业。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政府提供的R&D资助约占全部半导体产业R&D投入的1/4，这些研究成果的扩散大大地降低了新企业进入半导体市场的成本，对半导体产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1999)。在美国的联邦研究预算中，多年来给予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均位列国防科研之后居第二位，而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分析均表明，美国政府的生命科学研究支出与美国领先制药企业的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Henderson　et　al.，1999)。必须指出，政府的公共R&D资助除了形成可供企业利用的基础研究成果外，还会产生其他效应。一般说来，政府的资助往往大部分投向大学，成为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大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研究设施的改善又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一些与国防相关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早期发展中，政府作为最终需求者的作用十分突出。半导体、计算机和数控机床等产业的最初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采购政策的支持。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例，在美国集成电路的总销售额中，美国国防部订货所占的比例，1962年为100%，1965年和1969年也仍分别高达55%和36%(Borrus　et　al．，1983)。军方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而且庞大的军事需求还促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民用产品市场的渗透。另一项研究也指出，早期的计算机军事采购支付了产品开发的绝大部分成本，从这些军用产品生产中获得的一般技术知识后来都得到了广泛的商业应用(Bresnahan　and　Malerba，1999)。总体上看，美国实行政府采购政策是有成效的，既实现了政府的直接目标，其创造的早期需求又推动了美国企业沿学习曲线向下移动的进程，最终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的成功，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实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导致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较大，更关键的是政府订货合同必须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这对新厂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西欧国家的政府订货合同通常并不经过竞争就直接给予国内领先企业，新厂商很难涉足，因而难以发挥创新激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