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石志昂回到上海。为开展地下党的经济工作，党成立了以曾山为主任的华中财政委员会，并派委员徐雪寒到上海，在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打开局面。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刘绍文审查挑选，安排石志昂组建上海合众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徐雪寒同志单线联系。为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隐藏其真实性质，聘请金融界知名人士、新华银行总经理、上海银行同业工会副主席王志莘为董事长。1946年1月合众公司成立，石志昂任经理，顾一凡任副经理。开展业务，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党组织能提供的启动资金极其有限，必须寻找突破口，以小资本做大生意。石志昂经多方探询，了解到苏联出口新闻纸价格较低，有意在上海推销。经与苏驻沪商务办事处洽谈，苏方表示如大批量进口，可预支小额订金，在一定周转期内付清余款。合众公司遂通过文化界进步人士与商务印书馆等书店、报社建立了纸张供销关系，确定了基本用户；同时利用各种途径，落实了接船、储仓、交货等环节，确保从接货到交货中各个业务环节的运移畅通，以便快速回笼资金，签订了新闻纸供货合同。当时上海纸张用量大，是抢手货，加上苏联纸张价格低廉，合众公司以此很快占领了市场，用小本钱做了大买卖，为公司的经营打开了局面。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进出口管制，对纸张等热门进出口商品规定了配额。石志昂疏通国民党有关当局，以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喉舌)的名义，代合众公司进口苏联纸张，让国民党为共产党办事，突破了配额限制。以后，公众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包括电器、化工原料、汽车配件、西药等，生意越做越大。1947年秋，公司又新开合众西药行，除经营外，同时承担向苏北解放区输送药材的任务。这期间，为了适应特殊任务的需要，石志昂以“资本家”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国民党军阀、青红帮头目，甚至中统、军统特务之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筹集、保护了大量资金。到1948年，石志昂的合众公司、卢绪章的广大华行、谢寿天的东方贸易公司(均受地下党领导)等，都发展为在上海颇具影响的经贸机构。

1948年秋，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蒋经国专程到上海整顿，下令所有商业机构持有的黄金、美钞一律交政府兑换金圆券。形势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其控制的商业机构将所持的黄金、美钞交合众公司负责保存，伺机转移香港。为此，将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务的张锡荣调到上海，协助石志昂筹划此事。国民党对当局对此似有所闻，某晚报登出题为《注意金融巨头石景彦之流》耸人听闻的报导。石志昂见情况紧急，进出上海的车站、码头检查严密，便当机立断，于当天深夜将金条、美钞装入轿车的肚底。第二天一早，带着家人，佯装去外地旅游，驱车走乡路直奔杭州，与先期到达的张锡荣、梁万程会合。在取道广州去香港时，广州车站检查严密，乘客排一字长队，无一能遗漏。石志昂等有所准备。石志昂、张锡荣西装革履，后面跟着提大皮箱的脚夫，俨然像有身份的阔佬；梁万程身材瘦小，假扮跑单帮的小商人，将金条捆绑在身上，手提破藤篮，藤篮里放了一只火油箱，箱上覆盖一层土特产，美钞就装在火油箱内，石、张外表招人醒目，过检查口时，被拦住开箱检查，石、张故作慌乱，诱使检查人员起疑，转移视线。待检查人员集中精力翻腾大皮箱时，梁抓住时机，提着破藤篮悄然从石、张背后溜出关卡。到广州后，石志昂又买通一位洗衣铺老板，由他托人将黄金、美钞走私带进香港(当时进入香港旅客每人限带美钞1000元以下)。就这样，石志昂在张锡荣、梁万程的配合下，打破重重封锁，连闯三关，将上海地下党商业机构几年来苦心经营积累的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党组织利用这笔资金创办了香港合众公司(仍由石志昂任经理)、宝森银行等机构；并向进步民主人士提供活动费用，为继续开展地下党的经济工作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石志昂被调回上海，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华东分公司经理。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对中国“禁运”提案，美、英、日、西德等36个国家断绝与中国贸易关系，企图以经济制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针对外贸工作，的严峻形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反“封锁、禁运”的斗争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逐步瓦解“禁运”。在建国初期五年多的时间里，石志昂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始终工作在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最前沿。1952年石志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会上同11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并促成日本议员访问中国，签订了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为履行协定会议闭幕不久，外贸部即派石志昂负责在东柏林设置贸易机构。在此基础上，外贸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于1953年7月正式在东柏林建立代表处，由石志昂任总公司代表，工作人员达40余人。代表处的主要任务是：一、以突破、封锁、禁运”为中心，在恢复和发展中国对西欧贸易方面起前哨、窗口、桥梁作用；二、以进出口重要战略特资为业务重点；三、与西欧各国工商界广泛接触，增进了解，开拓业务关系。石志昂在反“禁运”第一线的重要岗位，夜以继日勤奋工作，并充分发挥其外文好、业务精通的优势，坚定地执行代表处的工作方针，工作卓有成效。代表处从1952年实际运作起到1956年关闭，先后与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2000余家企业进行了接触，与300多家公司做成了生意。这些业务，大部分是石志昂在任时主持进行和打下基础的。石志昂并通过商贸关系广交西欧工商界朋友，为不断拓宽东西方贸易创造了条件。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原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雷任民任代表团首席顾问。会上，石志昂辅助雷任民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反“封锁、禁运”活动，与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代表商谈了发展贸易问题；商定了法国、瑞士、西德、挪威等国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访华期间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特别是通过英国工商界领袖威尔逊的影响，雷任民与英国工业联合会海外理事坦南特爵士进行了会谈，确定应英方邀请，派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日内瓦会议后，石志昂被调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经理。同年6月，由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经理曹中枢和石志昂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此次访问，通过与英国工商界进行广泛的接触，阐明了中国的外贸政策，引起强烈反响，恢复了英国民间团体中断多年的对华贸易，对促进中英两国间的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对美国操纵主要西方国家的构筑的“禁运”壁垒掀起了有力冲击。代表团访英后，比利时、瑞典、法国等国陆续向中国发出访问邀请，西德的立场也开始动摇。7月，石志昂又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1955年初，中国政府着手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经贸方面，要利用会议的影响，贯彻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抓住“禁运”在亚非的薄弱环节重点突破，打开缺口的方针。为此，中央安排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外贸部考虑石志昂为代表团工作人员，辅助叶季壮作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当时，石志昂患肺病刚刚痊愈，正处在巩固期，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紧张的前期工作。4月初，代表团工作人员抵达香港，按原定计划，随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搭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飞印尼。其间，中方获悉国民党特务机构在香港预谋制造空难，意欲暗害周总理。适逢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会前在仰光会晤，中央决定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取道仰光赴印尼，同时，正式通报港英当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港停留期间，必须对其采取严密保卫措施，以确保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安全。为了慎重，周总理特召代表团人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回京参加会议，商议代表团工作人员是否按原计划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当周总理询问黄的意见时，黄表示可以按原计划不变，原因是：一、时间紧迫，如改乘其他飞机，工作人员将延期到达万隆，影响代表团工作；二、根据我方所获情报，美蒋特务要实施破坏计划的时间和条件非常有限，难以实现预谋。会议最后同意了黄的意见，并以中国政府名义，再次就事态的严重性通报港英当局。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狡诈及港英当局的疏漏，终使敌人的阴谋得逞。4月11日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浪罗洲山沙捞陈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机身坠入大海，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石志昂是其中之一。当石志昂遇难的消息传开后，从伦敦、柏林、安特卫普、香港、德里等地纷纷发来了外国朋友的唁电。

现已查明，国民党保密局在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周总理将搭“克什米尔公主号”参加亚非会议的情报后，派遣敌后部署组组长周斌成和组员陈鸿举二人到香港执行暗杀使命。因港英当局对“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已有所戒备，周、陈无法潜入空港，便物色了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驹具体操作。周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高科技牙膏状炸药装入随身携带的洗漱盒，轻易通过机场安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临起飞前，将定时炸药塞进飞机的行李仓，随即逃往台湾。此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矢口否认策划此事。直到199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0周年，台湾记者母平宣传专访当时的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谷才披露了上述真相，并承认自己直接参与了阴谋策划。

1956年4月11日，是石志昂等几位烈士遇难一周年纪念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四·一一遇难烈士”墓落成仪式。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对遇难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石志昂家属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编号为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