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下的西安灯火迷离，仿佛在诉说着它的前尘往事。这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故事的城市，石静宜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交付给它，注定要发生一些故事。

蒋纬国与妻子石静宜的恋情充满了浪漫的情调。有两种迷人的传说。一种是两人“列车上一见钟情”，一种是两人“宴会上一舞定情”。

蒋纬国先后自德国和美国学成返国后，即投入抗日战争，担任国民党军步兵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一排少尉排长，驻守陕西潼关。有一次，他到西安旅游，当乘车返回部队时，旁边正好坐着一位美丽而又打扮时髦的小姐，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英文报纸。她眉清目秀，服饰得体，魅力十足，一看就知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蒋纬国被这位姑娘独特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顿时产生了与之接触的念头。他开动脑筋，快速思考着“战术”，顿时有了主意。

“小姐，我闲着没事，可以看看你的报纸吗？”蒋纬国举止大方地对那位姑娘说。

那位高傲的小姐闻言，抬头瞥了蒋纬国一眼，见是位初级军官，心里感到好笑，他怎么能看懂英文报纸呢？于是，她礼貌而瞧不起地提醒蒋纬国说：“对不起，这是英文报纸，你没法看。”

“我知道这是英文报纸，我就喜欢看英文报纸。”蒋纬国不卑不亢地对姑娘说。

那位小姐不相信一个初级军官懂英文，便把报纸递给了蒋纬国。

蒋纬国接过报纸，说了声“谢谢”，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来。他先把报纸的各个题目大体浏览了一下，便轻声朗读起一篇文章来。他发音正确，朗读流利，使那位小姐目瞪口呆。

小姐禁不住仔细打量了一番蒋纬国，继而又主动与蒋纬国攀谈起来。很快，蒋纬国就知道了那位小姐原来是西北纺织大王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正在大学读书。而石静宜也知道了这位初级军官蒋纬国原来是蒋委员长的二公子，两人相互仰慕，一见钟情。

石静宜在抗战时期，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她聪明伶俐、品貌端庄、性情活泼，被石凤翔及其夫人视为掌上明珠。他们每逢参加各种社交宴会，大都带着女儿去。

1943年秋，西安知名士绅刘楚才举办生日宴会，邀情政、商各界人士参加。当时蒋纬国的部队正驻守陕西潼关，因接洽公务来西安。自然是刘楚才邀情的对象。蒋纬国性情活泼，好交际，欣然赴宴。

在宴会上，石静宜见蒋纬国不仅出身不凡，而且年轻英俊，禁不住动了芳心。而蒋纬国见石静宜才貌出众，举止大方，也禁不住动了感情。

家庭舞会上，蒋纬国主动邀请石静宜伴舞，而石静宜乐此不疲。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赢得了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两人边跳边谈，一舞下来，已心心相印。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双方感情愈深。蒋纬国即将此事函告父亲。蒋中正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给蒋纬国发电：“石门亲事，可结合。”于是，1944年12月25日，蒋纬国与石静宜在西安结婚，婚礼由“西北王”胡宗南主持。蒋纬国与石静宜婚后感情很好。

石静宜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15岁时就读于西安尊德女中，对于英语很感兴趣，还专门从师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中学毕业考入西北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又学习钢琴和声乐。她虽然出身豪门，但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并不十分讲究。穿着入时而不浮华，性格活泼却不轻浮，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也有平民姑娘的风范。蒋纬国曾多次对朋友说：“我与小石在西安认识，两人一见钟情，小石的开朗大方，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作为一个富家小姐，却具有平民姑娘的思想作风，这正是我喜欢的对象。”

“我们结婚后，我奉调到青年军当营长，石静宜和我一起来到汉中军营，我们和张慕飞排长夫妇同住在一个破庙中。这一个富家小姐，能够跟着我跑，随身只有一个炭炉子及两个锅子，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每天做饭给我吃，她毫无怨言”

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石静宜跟随蒋纬国一起去了台湾。1950年，蒋纬国升任装甲兵司令，在部队建起了装甲兵子弟中学，请夫人石静宜出任校长。装甲兵子弟中学有学生100多名，除了少部分是装甲兵部队子弟外，大多是蒋纬国从南京撤退时带到台湾来的。这些学生大都十五六岁，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这孤寂的海岛上，眼前一片陌生，每到夜深人静时就思念家乡和亲人。石静宜除了当好老师之外，还要担当起母亲的角色，对这些学生给予了特别的关爱。每逢星期天，她就把这些学生带到家里玩，给他们弄些好吃的。当同学们想家时，石静宜就把学生们带到校外观光游览，使他们寂寞的心得到一点宽慰。为了教好这些学生，石静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他们身上，渐渐地，石静宜与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学们也把石静宜当成亲人。蒋纬国与石静宜一样好客，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待人亲切，同学们把石静宜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时常去玩。

石静宜一有空儿，还常去“装甲兵之家”和装甲兵聚会。石静宜的豪爽个性，颇有男子风范，每次去装甲部队都穿着长筒马靴，自己开车。她与装甲兵部队的官兵相处甚好，士兵们一见到她，都亲切地称呼她“司令夫人”。

石静宜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无论是官场上还是社会上，朋友甚多。与大嫂蒋方良相比，两人性格截然不同。蒋方良1937年来到中国。不到一年时间学会了汉语，还能讲一口地道的宁波话。她遵循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逢年过节都要带子女祭拜祖先，烧香磕头。在家里处处恪守蒋家的家训，体贴和关心丈夫与孩子，孝敬公婆，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媳妇和贤妻良母。蒋中正从心里喜欢这个洋儿媳，“方良”这个名字就是蒋中正起的，意为“方正贤良”。相比之下，石静宜就没有蒋方良那么乖巧，她跟婆婆还算投缘，却不被蒋中正和蒋经国所接受。

1952年9月，蒋纬国奉命随徐培根赴美，石静宜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台北家中，后来传言是“难产而死”。

当时，石静宜的家住在台北市广州街武昌村，与阎锡山紧邻。那时台北惟一的贵族医院－－中心诊所就在广州街。石静宜结婚八年第一次有了身孕，全家人为之高兴，隔三差五到医院检查。经医生检查，预产期为当年农历九月中旬。农历九月十五恰逢蒋中正生日，石静宜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和公公同一天生日，便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起初，石静宜请求医生给她打安胎针，避免提前生产。胎儿是安住了，可到了农历九月十五晚上也没有一点生产的先兆，任性的石静宜又要医生为她实施催生。安胎和催生的药物在体内发生反应，她顿感不适，去到诊所检查，中心诊所发出了“病危”通知。事不凑巧，蒋纬国赴美未回，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一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辗转找到了蒋经国。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已停止了呼吸，蒋经国命医生全力挽救，终无回天之术。

再说远在美国的蒋纬国接到夫人石静宜“病危”的消息，马不停蹄地赶回台湾，为时已晚。对夫人的死因，蒋纬国只听说是“难产”而死，信以为真。蒋纬国怀着悲痛的心情料理了夫人的后事，将石静宜安葬在台北六张犁山。蒋纬国在那里同时修了3座墓，一座是夫人的，一座留给自己，还有一座是母亲姚冶诚的。蒋纬国从小与姚冶诚生活在一起，二人亲同母子。国民党退台时，蒋纬国将姚冶诚和侄子姚金和带到台湾，在桃园与岳父石凤翔住在一起。他们也算得上是亲家，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也便于探望。1966年，姚冶诚病逝，蒋纬国将姚氏葬于石静宜墓旁。蒋纬国面对孤坟，思绪万千。回想与夫人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多么幸福和快乐，如今她丢下自己无声无息地去了，永远地去了，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蒋纬国为了纪念这位原配夫人，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起了“静心小学”和“静心乐园”，把装甲兵子弟中学改为“宜宁中学”，“宜”取自石静宜，“宁”是南京的简称。他还在台中办起一所“静宜女子英专”，并亲自兼任“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的董事长。当时这样做虽然与军队的有关规定不相吻合，然而蒋纬国却兼任了20余载，直到1976年才在蒋经国的一再劝说下，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

蒋氏败落 死因破译

然而，好景不长，年轻美貌、活泼可爱的石静宜，却于1953年在台湾广州街的中心诊所神秘地死去。好端端的石静宜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人们在惋惜之余，纷纷猜测，久而久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一说石静宜是被蒋中正“赐死”的；一说石静宜是被蒋经国“害死”的；一说石静宜是“自杀而死”的；一说石静宜是因“难产致死”的——于是，继蒋纬国“生之谜”后，又有了石静宜的“死之谜”。

在石静宜去世40余年的1996年，其死亡原因终于由她的学生陈亨（原名陈明，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化系主任、视觉分子与调控分子生物系专家）道出真相。

1953年，陈亨15岁，在装甲兵子弟中学读书。农历九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陈亨与同学邱明山等和往常一样去石静宜家玩。老远看见石静宜家灯火通明，他们走近前去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只见四个彪形大汉架着石静宜，强迫她吃一包东西。石静宜拼命挣扎，拒绝吃下那包东西，终因势单力薄无济于事。见此情景，他们没敢进屋，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到学校，第二天一早就传出了石校长病逝的消息。他们心里很清楚，强迫石校长吃下的那包东西，分明是毒药，但谁也不敢说。石静宜的死与蒋经国脱不了干系，这里头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宫廷”争斗。当时蒋经国是台湾的情报头子，在一次美国援助的军用品被掉包案中，指责石静宜涉嫌此案。蒋经国密告蒋老总统，声称蒋老总统发了怒，为维护所谓“蒋氏门庭的尊严”，蒋经国假传圣旨，“赐死”石静宜。陈亨回忆到这里，深感内疚地说：我能赴美留学，是纬国将军之恩赐，因此把纬国先生看作恩人。但是，作为纬国先生夫人石静宜女士被害的目击者之一，却未能站在正义的立场将此事公诸于世，心中有愧。他感叹道：宫廷争斗实在是不择手段，极尽残忍之能事。然而，蒋纬国对石静宜的死，至死还一直蒙在鼓里。蒋纬国只有到天国与石静宜相会之时，才能知道夫人石静宜蒙冤被害的真相了。